“出門在外，要注意你們的形象，你們現在不是代表你們自己了，而是代表中國人。別讓瑞典人看起來，咱們中國人好像一點規矩都不懂的樣子。”趙澤發覺楊銳和自己的年齡差不多，批評起來就格外用力。
他不想將同樣的話，丟給四五十歲的幹部們，所以提前批評年輕人，順便警告中年人，是他們常用的模式。
楊銳早就是不願意被代表的一代人了，但還是聳聳肩，丟給景語蘭一個無奈的眼神，沒有再說話。
他並不是第一次出國了，早在離子通道實驗室剛建成的時候，他就前往國外，參加了學術會議。
出國代表團的管理嚴格，楊銳不僅是聽過，而且也體會過。
像是後世大學生極為不滿的宵禁措施，對四五十歲的代表團成員來說都是稀鬆平常的，有些時候，甚至不止宵禁，白天都會禁止出門禁止離團。
楊銳當然不會贊成這種管理模式，但是，反抗也不應該是面對趙澤這種小弟，而是應該與大使館方面進行溝通。
他此行的目標，大使也是一清二楚的。
即使在瑞典，諾貝爾獎也是異常重要的，或者說，瑞典人看待諾貝爾獎，比其他外國人還要鄭重。
在這樣的環境下，楊銳的計劃，必須透過大使一級才能玩得轉。
所以，早在國內的時候，楊銳就透過喬辦，與中方駐瑞典大使凌志明交流過了。從後者的角度來考量，若是在他的任期內，中國能夠出一名諾貝爾獎獲得者，也是他的政績來著。
往小裡說，瑞典人對諾貝爾獎的看重，是完全超過其他各國人的，每年十月份的時候，就是計程車司機，都能對每一個獎項的候選者如數家珍。中國人若是能夠在當年獲得諾貝爾獎，凌大使的工作也會好做的多。
有這樣的預期，楊銳就懶得與趙澤計較了。
至於中國駐外使館的工作模式是什麼樣的，他更懶得理會。
景語蘭則是鬆了一口氣。
她是有點擔心斯德哥爾摩的物價的。
中國人在國內都不覺得寬裕，出國自然更加的捉襟見肘。普通公款出國的幹部，臨回來帶一個家用電器，就算是功德圓滿了，買衣服之類的，可以說是沒有人想過。
用幾個月甚至幾年的工資換一件外國衣服，這種消費模式在90年代都不常見，80年代就更加稀罕了。
偶爾有女孩子說買一件來自香港的衣服，那多數也是香港的地攤貨，或者從深圳弄過來的真國貨，到了歐洲或者美國的幹部，在這方面都是趨於謹慎的。
景語蘭忍不住的打量著周圍人的時尚裝束，可要說購買乃至於逛街，她就不太情願了。
唯一不太滿意現狀的就是秦修成了。
他看看茫然不知躲過一劫的趙澤，又看看楊銳，不禁心中腹誹：你也就是個窩裡橫，你怎麼不讓趙澤寫檢查呢？你怎麼就忍氣吞聲了呢。
上了使館派來的大巴車，秦修成的怨念更深，他親眼看著趙澤將楊銳安排到了最後面的最差的位置上，楊銳依舊是一聲不吭。
秦修成不由的幻想，是不是到了國外，楊銳就變的軟弱了？如果是這樣的話……
秦修成的幻想，一直持續到了賓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