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京到斯德哥爾摩，有轉機有經停，相當不變。
不過，整個中國代表團的成員，都不覺得辛苦，事實上，比起國內的交通條件來說，任何國家的飛機場都稱得上方便了。
一些經常出差的中方代表團成員，還會繪聲繪色的講述自己出差的趣事，以做對比。例如髒兮兮的農村架子車，廁所裡塞滿了人的綠皮硬座車，中途拋錨乃至於被搶劫的大巴車……
就算是楊銳，聽到這樣的故事，也會覺得十幾個小時的飛行旅途輕鬆了。
事實上，在飛行的很長一段時間，楊銳都對頭等艙的衛生間，充滿了yy。
可惜他並沒有實踐經驗，景老師更是沒有絲毫要配合的意思。
與之相反，景語蘭更加驚訝於楊銳的想象力。
但是，不管如何從精神上變輕鬆，當飛機降落斯德哥爾摩的時候，大家依舊累的癱軟。
楊銳很是慶幸的在景語蘭耳邊道：“還好通知了捷利康，國際航班比國內航班霸道多了。”
“霸道？”景語蘭不理解的道：“他們的服務不好嗎？”
“挺好，我的意思是，國際航班比國內航班更累。”楊銳不知道怎麼解釋，擺擺手，道：“就像是坐三個小時硬座和坐三十個小時的硬座的區別。”
“就為了不坐三十個小時的硬座，你差點被代表團趕出去呢。”景語蘭對此後怕不已，同時又有些不安的道：“就我們倆坐了頭等艙，其他人會不會生氣啊。”
“怎麼可能生氣。”楊銳在組團之初，就對人員進行過了篩選，並且進行過談話。
除了幾名外交部最後安插進來的成員之外，能夠進團的代表，都明確的知道，他們能來是因為楊銳的緣故。
當然，他們現在還不知道楊銳的目的是什麼，但是也分得清輕重。
80年代的中國人，才不在乎頭等艙或者豪華酒店呢，他們更在意的是能不能出國，是不是有人包吃住。至於追求好的條件，那已經是21世紀以後的事了。
“大家向我聚攏。”秦修成神情緊張的舉著小旗子，並用中文喊道：“基本事項，我之前已經都說過了，我現在再強調三點。第一，不允許獨自行動，哪怕是去上廁所，也必須和同組成員商量以後，兩個人以上共同行動。第二，請大家看好自己一個小組的成員，如果有人擅離，是一個小組都要受處分的。第三，大家要保管好隨身物品，尤其是護照，丟失護照是很麻煩的，比丟錢還要麻煩。現在大家跟我讀幾個簡單的瑞典語……”
五十幾名中國人，穿著出國前集體做出來的西裝，站在斯德哥爾摩機場的到達大廳，一起用笨拙的舌頭說“你好”，“對不起”，“……在哪裡”，“多少錢”……，現代化的機場帶給楊銳的抽離感，瞬間就消失的無影無蹤了。
“果然還是習慣的味道啊。”楊銳有點想笑，又有點開心，預想中的尷尬是一絲一毫都沒有的。
又何必尷尬呢。
這不過是中國在快速的變化中，所經歷的一段有趣的時光罷了。
就像是少年成長之際，突然面臨的變聲期。
是有點奇怪，有時候還會令人想笑，但是，並沒有什麼好尷尬的。
竭盡所能的融入世界，竭盡所能的討好別人，竭盡所能的適應他人，這其實並不是中華民族的秉性。
中國，實際上是一個很固執的國家，也是一個很固執的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