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鹽鐵政策造成老百姓“逐末棄本”，民間日益趨利，整個社會民俗敗壞不堪。
桑弘羊則站在國家的高度上條條反駁，概括一下就是：諸位說的這些都對。但是，如果不搞官營經濟，那麼一旦天降災難，官府拿什麼去賑濟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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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匈奴入侵，官府拿什麼去保家衛國？
如果按照諸位那般藏富於民，一旦賑災和戰爭，必然要增加賦稅，那百姓們又願不願意呢？
桑弘羊這幾個反問將儒士們問倒了，此後鹽鐵專營一直是封建王朝的賦稅支柱，但是爭論一直未停歇。
到了北宋，專營禁榷的商品類別越來越多，官營的產業更是多如牛毛，還介入店宅出租，如今蘇州的房地產也控制在官府手裡，官營企業和專營制度完全控制了天下的經濟命脈，可以說北宋的國營企業比率並不亞於後世八九十年代。
如果將其中的義利之辯剔除，那麼雙方爭論的核心思想用六個字就可以概括，“國富還是民富”。
吳夢想不出好的措辭，反問道：“孫學士，在下想問問尊駕又是如何看待官營和私營的。”
孫奭呵呵一笑，捋了捋鬍鬚道：“老夫以為，除了鹽鐵這些大利，其餘都應放開私營，朝廷徵收賦稅即可。”
孫冕反駁道：“學士此言差矣，倘若全部私營，天下向利之心更甚，民間豪強霸佔產業，漁利又不惠及百姓，朝廷並未得到好處，怎能全部私營。”
張士遜插嘴道：“副使此言也有偏頗，在下身居監察御史，官營工坊苟且之事看得多矣。工坊的官吏裡通外合，貪墨受賄者層出不窮，如官營酒坊，外購之糯米竟摻有兩成砂土，米與酒產出之比遠不如民間酒坊。”
孫冕道：“此事乃是爾等御史之過，如何能怪罪官坊，老夫在蘇州，將官坊轉為民間佔分子經營，產出之比、質量之好遠強於民間作坊，此事何解？”
孫奭冷笑道：“那官坊掌櫃若是與駐場賬房勾結，鯨吞官府財物孫副使如何得知？”
孫冕反駁道：“學士，工坊賬房兩年一換，每季一審，如何不能杜絕勾結之事。”
吳夢看著他們內訌，知道怎麼爭論都沒有結果，那《鹽鐵論》中的義利之辨、官營私營之辯都是亙古未能解決的難題，絕非眼下能夠說清楚，趕緊阻止道：“幾位皆言之有理，在下倒是有個主意，不知當說不當說。”
趙禎笑道：“先生有言，儘管道來。”
吳夢道：“諸位不妨擱置爭議，先實際操作以觀後效。孫副使在蘇州有官督民營之經驗，不妨在開封府設立一工坊集中之所在，劃撥一批官督民營的工坊在內經營，與官坊和私坊相互比較，五六年後當可看到結果。蘇州和臺灣日後多數工坊也將是官督民營，朝廷不向天下推行，只在這些地界試行以作比較，諸位以為如何？”
吳夢這種提法便是後世鄧公的特區模式，說實話混合所有制、官督民營的想法在華夏大地並未普及開來，只在清末一段時間內開展過，結果並不好，當然那是吏治腐敗造成的，真正的效果並未得到驗證。
他其實並沒有把握，在蘇州的小規模試行並不能看出問題，將來運輸改善，工坊直面市場競爭，各地的官督民營工坊能不能經受住市場的衝擊，而當地官府又會不會為了自身利益搞地方保護主義都不得而知。
孫奭思量了一會，說道：“吳先生此言甚是，爭也爭不出個長短，不妨試行之，如有不妥，取締便是。”
張士遜卻又有不同意見，他說道：“官府辦工坊與民爭利，此亙古之弊政，豈可輕易試行，依在下看來，朝廷應鼓勵農耕，放手工商，不可弄這漁利之事，久而久之，官員處處言利，風氣必將敗壞。”
吳夢又好氣又好笑的看著張士遜，說他不開化吧，他又不像西漢時的那些腐儒，一天到晚嚷著搞井田制，壓制工商業。
說他開化吧，他又不想讓官員涉及工商一事，還頗有些自由經濟的概念。
孫冕反駁道：“張樞相此言又差矣，當年桑弘羊反駁儒士的話歷歷在目，朝廷國庫不充盈，如何能保證天下的賑災，邊境一旦有事，又如何保證軍費，到時是強行徵稅還是向土豪劣紳奸商們去乞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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