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當山集幽、奇、秀、美為一體，四季風光不同，景色各異。武當派起於宋代，興於明代，由張三丰於湖北均州太和山創立，固稱武當派、武當道。
武當山於明代之前早已是華夏道教的活動聖地。漢魏前便有不少羽客、隱士在此修煉隱居：南朝劉宋時期的劉虯,辭官辟穀於武當；晉太康皆有謝道通辭官入道，往武當於石室中結茅修煉；
唐太宗時期，首次任命朝廷官員姚簡為武當節度，再則五代宋初的陳摶已、元代法師葉希真、劉道明、華洞真等任武當提點。其大多而後隱居武當；
元末，武當山遭兵焚。
武當重建歸之功，在於明成祖朱棣。其命令工部侍郎郭進、隆平侯張信等督丁夫三十餘萬人，費銀錢多達百萬，歷時七年，大修武當山宮殿，總共建成八宮二觀及金殿、紫禁城等，朱棣賜名“太和太嶽山”。
成祖朱棣曾經招來張三丰問：“吾欲學道，誰最樂者?”
三豐對答：“食美嗜，遺通利，極樂事。”後其為成祖療病，深得成祖信服。於是，張三丰名聲名氣均大振，武當山由此大興，並不斷髮展壯大。
武當主張以“道”為源，認為‘道’統生天地人物，含陰陽動靜之機，具造化玄微之妙，統無極、生太極，是萬物之根本、本始和主宰。因而武當出自玄門道教，華夏本上的色彩極濃。
武當的功夫也源於道家，老子講“一”講“道”，莊子講“廣莫之野”講“逍遙遊”，使人想到“三生萬物”的至道玄機，衍生至天地初開時荒茫混沌的自然之力。
武當弟子煉丹之風，曾風靡華夏，道僧俗皆有修煉。武當弟子修道，比起那些遊方術士更有煉丹的本事。一方面武當積累百年經驗，另一方面煉丹與修煉密不可分，武當武學與煉丹之術相輔相成。
話說儒釋道三家並立，千百年來卻爭鬥不休，儒家自古為封建統治階級所服務，凌駕於釋道兩家之上。
春秋戰國時期，華夏文化思想界高度發達，形成了諸子百家各個學派，出現了百家爭鳴的景象。
從秦朝開始，國家意識形態是法家，法家對於一個國家的治理是很有效的，所以秦朝會一統六國，但是法家是赤裸裸的提倡強悍，講究權術，所以君王特別暴躁，很容易亡國。
漢朝取代秦朝之後，鑑於秦朝的迅速滅亡，漢朝統治者不敢只用法家，但而法家對於治國特別重要，又不能丟棄。所以漢朝統治者以黃老之術作為國家意識形態。
然，黃老之術並不單指道家，而是道家和法家的結合。這種局面一直維持到漢武帝時期，漢武帝之前國家是一直壓制儒生。
比如說，劉邦看見儒生，非要在儒生的帽子裡撒尿。包括漢景帝的母親竇太后，遂是黃老之術的遵奉者，她曾經把一個儒生投到野豬卷裡。
最有名的是漢景帝時期的黃生道儒）之爭，他們討論商湯革命的正義性，令得漢景帝很是尷尬，如果贊同商湯革命，害怕將來有人推翻自己的王朝；如果不贊同商湯革命，那麼漢朝取代秦朝就是不合法的。
待到漢武帝時期，武帝採用董仲舒的建議，推崇儒術。致使儒道之爭達到了頂峰，以至於牽動於朝廷官員，也是漢武帝和竇太后之爭。竇太后死後，基本上沒有了儒道之爭了，因為已獨尊儒術。
三家無法並立，儒為先，便形成了佛道的對立爭鬥。北魏太武帝滅佛、北周武帝滅佛、唐武宗滅佛，加上後周世宗時期的滅佛合稱為“三武一宗滅佛”，這三次事件的起因便是佛道爭端。
大時代的四次滅佛，以唐代尤為厲害。唐代後期，由於佛教寺院土地不輸課稅，僧侶免除賦役，佛教寺院經濟過分擴張，損害了國庫收入，與普通地主都存在著矛盾。
唐武宗崇通道教，深惡佛教。會昌年間又因討伐澤潞，財政急需，在道士趙歸真的鼓動和李德裕的支援下，朝廷官員從會昌二年開始漸進地進行毀佛，在會昌五年達到最高潮。大量地寺廟被銷燬，和尚強迫還俗。
佛教作為一種外來的宗教，自然就會引起華夷之辨十分嚴格的傳統華夏社會的反感。
南朝蕭齊的顧歡就曾經撰文《夷夏論》譴責佛教說：
“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
顧歡系南齊時代信奉道家的名士，他將佛道的爭端上升到了夷夏之辨，華夷之防並不是偶然的，佛教在傳入華夏那一刻起便一直受到這樣的責難。道教更是站在扞衛華夏傳統文化的地位上去攻擊佛教。
其次是佛道孰為上的爭執。兩晉南北朝時，佛道並盛，統治者往往出於自己的需要，對兩教或有取捨，或調和並倡，這就使兩派開始爭奪宗教勢力的主動權。
那個時期，佛教被官方認可甚至大力提倡，南朝自東晉時期一直到宋齊梁陳各個朝代，帝王大多都非常崇信佛教。梁武帝更是對佛教推崇有加，甚至捨身入寺，佛教在南朝有了蓬勃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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