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珍(1861年8月19日1930年7月1日)，字聘卿，號冠儒，直隸正定牛家莊(今河北省正定)人。近現代政治人物，位列北洋三傑。
憑藉過人的才智和卓越的政績，得到袁世凱的青睞，歷任軍政要職，直至陸軍部長、總參謀長和政府總理。1918年，退出政壇，隱居北京。1926年5月，任京師臨時治安會長、京師救濟聯合會會長等職。1930年7月，身患肝癌，卒於北京，享年70歲。
人物介紹
自幼從軍
王士珍曾祖父王朝正，精於醫術，長於書法，祖父王履安是個秀才，工醫之外，長於武術，有戎馬書生之稱，王士珍父親和伯父早逝，他與寡母相依為命，寄居在正定城內西門裡伯母孃家，靠母親替人做針線活艱難度日。王士珍兼眺兩房，9歲時入私塾攻讀詩書，由於聰明好學，光緒二年(公元1876年)，在王士珍15歲時，被正定鎮臺葉志超看中，收在屬下當勤務兵。17歲時考入正定鎮總兵學兵隊，旋即隨葉志超調駐山海關。
光緒十一年(1885年)，入天津武備學堂，在炮兵科學習3年，畢業後回山海關任炮隊教習。他採用西法教學，學以致用，博得上司的稱讚。
赴朝作戰
光緒二十年(1894年)，朝鮮爆發了東學黨起義。朝鮮政府請求清政府出兵協助鎮壓。日本政府為了加快侵略的步伐，正尋找發動戰爭的機會和藉口，也極力慫恿清政府出兵。6月，葉志超奉命赴朝助戰，王士珍帶領炮隊官兵學員駐守在牙山。不料日本也出動大島義昌的一個旅團，遠遠超過駐朝清軍。7月25日，日本海軍不宣而戰，爆發了豐島海戰，清軍損失慘重。
豐島海戰後，王士珍隨葉志超撤至平壤，葉志超被任命為平壤清軍總指揮。9月12日，日軍山縣有朋的第一軍2萬人兵臨城下，王士珍所在牙山軍，防守大西門至七星門陣地。他觀察地形後，極力建議“宜於城外，山上設奇佈防，敵至方能應戰”。葉志超以王士珍年輕無實戰經驗為由，不予採納。
9月15日，侵朝日軍分四路猛攻平壤的中國駐軍。中國官兵和朝鮮軍民奮勇抗擊。王士珍率領炮隊學兵堅守在城上頑強鏖戰，給日軍以重大殺傷。當王士珍得知左寶貴犧牲的訊息時，他親手操炮，轟擊日軍，在戰鬥中，王士珍左手無名指被炸掉，額頭左上部被彈片擊傷，留下一寸多長的傷口。敵軍四面合圍，炮隊學兵挾持王士珍突圍殺出。平壤失守後，清軍潰退。王士珍跟著葉志超連夜賓士。黑夜昏暗，南北不分，不知所向。幸虧王士珍攜一地圖，遂按圖指導殘軍星夜疾行，安抵義州。此時炮隊官兵飢渴特甚，他們在一村莊休息時，在亂柴下發現兩口大缸，裡面裝著衣服和麥粉，王士珍只准官兵以麥粉充飢，臨行前，他將五兩銀子放在缸中，依舊封好，才命炮隊上路。回國後，王士珍仍然統領榆臺炮隊，駐防山海關。《馬關條約》簽訂後，王士珍隨新任直隸提督聶士成移居蘆臺。
小站練兵
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朝野上下極感恥辱，但也刺激了他們的自救之心。他們認為日本人之所以打敗他們，就在於日本明治以來，大力學習西法，訓練了一支精良的軍隊。而清軍主力湘、淮軍訓練廢弛、戰術窳蔽，已經毫無戰鬥力。他們感覺到，如果不訓練出幾支能征善戰的新式軍隊，統治就難以為繼。1894年11月，清政府成立“督辦軍務處“，開始在天津小站編練新軍。在“督辦軍務處“大臣榮祿、李鴻章、翁同龢的聯名保舉下，12月，清政府委派袁世凱督練新式陸軍。
袁世凱深知，靠他一個人的力量練兵是遠遠不行的，既然是編練新式軍隊，就得有懂新式軍事的人才。為此，他請他的老朋友蔭昌為他舉薦人才。蔭昌曾擔任過天津武備學堂的總辦，於是，他便把他的得意弟子，當時正在聶士成軍中的王士珍推薦到小站。接著，袁世凱又從武備學堂畢業生中物色到了段祺瑞和馮國璋二人。王士珍剛到小站時，正值他的嗣母病故，面容消瘦，身體羸弱，而且口訥寡顏笑，實在其貌不揚。袁世凱並沒有認為他有奇特之處，但當議及軍事，王士珍則面面俱到，極有規劃。袁世凱大喜，認為其才可堪重用，立即任命他為督操營務處會辦，右翼第三營步隊幫統，兼步隊學堂監督。不久，又升任他為工程營管帶，兼德文學堂監督。
由於王士珍做事細密、周到，而且不張揚，深得袁世凱的信賴，有關軍中的成績考核，人事的升降黜陟，多與王士珍、徐世昌等人商議。而王士珍也感激袁世凱的知遇之恩，竭力幫助袁世凱訓練新軍。他完全按照近代德國陸軍的營制、操典訓練士兵，聘請德國軍官擔任教官和督操官，全部使用外國造新式武器。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榮祿奉詔到小站檢閱新建陸軍，王士珍將工程營設制的水雷、旱雷、踩雷及各種武器一一演習，再加上新建陸軍比舊軍軍容整齊，榮祿大加讚賞，向袁世凱讚歎道“此人負治國之才，不第長於軍事也。”袁世凱聽後，更加倚重王士珍，對王士珍提出的要求，無不應允。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冬還派他去日本閱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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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2月，榮祿再次檢閱，路過海河，河面不寬，尚有冰凍。王士珍用特製的帆布做橋，搭於冰上。榮祿的步兵、騎兵、炮兵從橋上透過，行如坦途。這種帆布橋稍加整理後即為小舟，可供遊渡，若拆卸摺疊，極易收藏攜帶，榮祿看後更為高興。等到檢閱完畢回去再過海河時，王士珍仍為他架設帆布橋，榮祿擔心天已漸暖，冰河解凍，存有危險。王士珍稟告說“不用擔心，三天後冰凍方解。”後果然如此。榮祿深服王士珍料事精確。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袁世凱聽說清政府將派他任山東巡撫，趕緊讓王士珍率兩名親信去山東巡視。不到一個月，即將山東沿海各要隘、軍營情況全部勘察清楚，連駐兵計劃也作了周密安排。返回後，袁世凱又驚又喜地說“胡速歸如此!”即委派王士珍為小站留守司令官，指揮各軍依次從小站開赴山東。得到袁世凱的賞識與重用，為王士珍以後的仕途鋪平了道路。
三傑之首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冬，袁世凱署理山東巡撫，王士珍任軍事參謀。時濟南、泰安、東昌、曹州等數十州郡義和團運動風起雲湧。王士珍為袁世凱提出了一整套鎮壓義和團的策略先行勸解，然後以武力相威。如仍不從，再捕殺首犯，解散脅從。袁採納王的建議，並讓王士珍參謀山東全省軍務，致使各路團民死傷慘重。
袁、王對義和團的鎮壓，惹得清朝貴族端郡王載漪、莊王載勳不滿，因為妨礙了他們利用義和團謀取私利的企圖。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6月，端、莊二王派了一個義和團的大師兄，拿著清政府的令箭去找袁世凱，說端王命令袁世凱安撫義和團，允許設壇繼續操練。袁非常吃驚，立即召集僚屬開會商議。群僚認為如答應設壇，義和團將興盛起來，造官府的反;如不答應，難免受到端、莊二王的嚴厲譴責。相顧失色，想不出解決辦法。這時王士珍站起來說“請交給我來審問吧!”立即將義和團首領以盜竊端、莊二王令箭之罪推出斬首。此時袁召集的會議還沒有散，袁世凱問王士珍“審問的怎麼樣?”王答“已經處決了，可以把令箭封起來送還端、莊二王。”袁世凱頓時醒悟，十分佩服王士珍處事明決。
在義和團運動期間，外國傳教士、商人紛紛來山東青島、威海衛避難，王士珍特派便衣隊沿途保護，併為他們安排舟馬、提供衣食錢糧，竭盡庇護之能事，外國人很是感激。八國聯軍侵入京師後，四處掠奪，特別是在義和團民頻繁活動的地區，更是燒殺蹂躪。但來到山東、直隸交界處，看到山東一側的牆上寫有“此山東境”，便停止了前行。原來這是王士珍派人寫的，表示山東乃袁世凱管轄之地，是保護過外國人的。由此可見袁世凱、王士珍的行動得到外國人的認可。在義和團時期，王士珍為袁世凱的進一步飛黃騰達立下了汗馬功勞，而自己也水漲船高，仕途平步青雲。當年雨季，黃河絕口，他親自工程營到決口處，日夜奮戰，使得大壩提前合龍。從而減輕了災情。
這期間，袁世凱邀請德國駐膠州總督到濟南閱操。德國總督看到袁世凱所練新軍確比舊軍操練精嫻，讚揚主持操練的王士珍、段祺瑞和馮國璋為“北洋三傑”。這“三傑”，又被人指為袁世凱的“龍、虎、豹”。自此，王士珍被推為“三傑之冠”，始稱北洋“三傑之龍”。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袁世凱繼承李鴻章的衣缽，當上了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為了鞏固自己的根基，袁世凱益加重視軍隊的編練，他任命王士珍為北洋常備軍左鎮翼長，兼理全軍操防營務處，專司訓練。不久王士珍赴直隸南部招兵，會同地方官精選6000餘人，集中保定編練為北洋常備軍(即新軍)，在此期間，他為袁世凱推行新軍，寫了了《常備、後備，、續備軍章程》。王士珍訓練軍隊也很有一套，對士兵不打不罵，以恩德感人，如果軍官犯了錯誤，他也從不當著士兵的面責問軍官，以保持士兵對軍官的尊重。他還極力培養士兵的絕對服從效忠意識，讓他們相信袁世凱是他們的衣食父母，只有聽命於他，才能升官發財。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12月，清政府根據袁世凱的奏諫在北京成立練兵處，王士珍被任命為練兵處軍學司正使。袁世凱對王士珍的忠心非常的欣慰，在其手下的眾多諸將中，能始終受到尊敬信任的也就王士珍一個人。凡重要軍事問題，袁必諮詢士珍而後行，說“聘卿核否?”他上的奏摺中，上奏或下發的文稿袁也一定讓王圈閱修改，臨發前還要讓王審閱。因此當時不少人稱王為“龍目”，即袁的“眼睛”。當人問及，袁世凱稱“聘卿乃北洋第一軍事人才也。”
光緒三十年(1904年)11月，清政府決定以北洋新軍為模範，在全國編練三十六鎮軍隊。為此，清政府成立練兵處，以慶親王奕匡為總辦，袁世凱會辦，王士珍為軍政司正使負責規劃。奕匡作為袁世凱的“傀儡”，對軍事一竅不通，只知道貪汙撈錢，所有的訓練計劃、釐訂餉章、軍屯要厄，都是王士珍與段祺瑞、馮國璋商量主持，奕匡只是點頭同意而已。由於王士珍為袁世凱立了汗馬功勞，他為此向慈禧保薦說“王士珍隨臣當差多年，軍務知之最悉，對朝廷切實可靠。”於是，王士珍很快便兼任了第六鎮統制官，授正黃旗蒙古副都統，賞頭品頂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