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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10月，清政府為了檢閱新軍的編練效果，展示其新的軍事力量，決定在河南彰德舉行軍事演習，即會操。王士珍以軍令司正使負責會操。彰德會操引起外國列強的極大關注，英、美、俄、日、法、奧、德、荷、比等國家紛紛派人來觀閱。袁世凱自然知道此事的重要性，吩咐王士珍一定積極準備，確保萬無一失。閱兵開始後，當中外參觀者看到隊伍整肅，軍容壯盛，無不嘖嘖稱讚，皆曰“法令之嚴明，戰術之嫻習，中國前此未有也。”慈禧太后、光緒皇帝得知彰德會操成功，極為高興，親自召見王士珍，予以獎賞。這時王士珍的聲望遠在段、馮二人之上。是年冬天，兵部和練兵處合併為陸軍部，王士珍被任命為陸軍部右侍郎。
顯赫清末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王士珍升任江北提督，加陸軍部侍郎銜。按清制，武職至提督，皆一品，已為極崇，但不能節制地方。而王士珍所任的江北提督，因為是由江淮巡撫改設而來，其前身為漕運總督，所以有統轄地方之權，並且還兼理漕運事務，可見清政府對王士珍的重用。第二年生母去世，給假三個月守孝，在此期間，王士珍在正定城內西門裡街購置宅基地，建起相鄰二套宅院的寓所，又在正定城南購買土地十餘頃。守孝期滿，繼續統帶第七鎮擔任江北提督。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王士珍率領江北新軍參加清政府舉辦的太湖秋操。出發前，王令士兵抬了很多標有“無鉛箭”、“餅餌”的箱子，並親加封印，吩咐下屬“有軍令方能開啟。”諸將不解，王士珍告訴大家說“用無鉛箭不傷人，餅餌用來犒軍的。”
太湖秋操尚未結束，11月28日，安徽新軍炮營隊官熊成基，聯絡秋操中革命志士率馬炮營新軍千餘人在安慶起義。清政府十分恐慌，令王士珍出兵鎮壓。當時帶兵的將官既無子彈又無兵餉，倉皇失措。王士珍命開啟標有“無鉛箭”和“餅餌”的箱子，原來裡面裝的全部是銀元和子彈，穩固了軍心。由於王率兵堵截、追擊，致使安慶馬炮營起義失敗。同年，光緒、慈禧相繼去世，溥儀繼位，生父醇親王載灃攝政，勒令袁世凱回家養病，袁世凱失寵後，王士珍也申請開缺，一則為避免嫌疑，二則為報袁世凱知遇之恩。所以一辭再辭，直到宣統二年(1910年)才獲准。
淡泊民初
宣統三年(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袁世凱復出，第一個奏請就是讓王士珍襄辦湖北軍務，袁世凱當上總理後，王士珍就成為陸軍大臣。他反對段祺瑞的共和宣言，宣統四年(1912年)二月十二日，溥儀退位。王士珍為清室優待條件竭力爭取，最後為表示忠於清廷，不願副署退位詔書，辭官退居家鄉正定城內。
袁世凱任大總統後，“北洋三傑”中的段祺瑞、馮國璋的勢力逐漸坐大，跟袁世凱離心離德，而段、馮二人也明爭暗鬥，袁世凱為此晝寢難安，鑑於王士珍不爭權奪利，不值私黨，便想借助王士珍這位“龍”頭大哥壓制二人，幾次派人去請王士珍擔任要職，但都被拒絕，1914年夏，甚至派長子袁克定親自去請他，下命令袁世凱派兒子袁克定專車去正定請王士珍，臨行前，他囑咐袁克定說“聘卿不來，弗許歸。”袁克定到後，王士珍表示已無意於再參加政治活動。袁克定說“參不參加政治是一回事，父親邀請你去京談談又是一回事，如果你不去，我也只好留在正定了。”但王士珍還是不為所動。最後是段祺瑞設計，以朋友之道邀請他來車站會晤，被強行架上火車開往北京。王不得已參見袁世凱，立即授陸軍上將軍銜，5月9日設立陸海軍大元帥統帥辦事處，任命王士珍為六大辦事之一，但實權最大。
統率辦事處的成立，其目標顯然是對準陸軍部長段祺瑞，段祺瑞十分不滿，便向袁世凱辭職，而袁世凱也正有此意，想用蔡鍔取而代之，為此，向王士珍諮詢。王士珍不願得罪段祺瑞，也不願軍權落入北洋之外的人手中，便沉吟片刻說“鍔乃南人，且對總統頗異之，如用之，北洋諸人心將寒。”袁世凱聽後默不著(做)聲，不再提起此事。
1915年5月，段祺瑞稱病請假以示對袁世凱的不滿，王士珍只好暫行代理陸軍總長一職。此時，袁世凱原形畢露，想盡快龍袍加身，做中華帝國的皇帝。楊度、梁士詒、陳宦等紛紛奔走勸進，封爵進位後又無不彈冠相慶。但王士珍比較清醒，超然與外，不為帝制所動。有人向他試探，他淡淡一笑“自己人嘛，用不著這套。”輕輕的把話題推開。雲南起義之後，北洋內部分崩離析，為了維護北洋的團結，袁世凱又讓他兼任總參謀長，兩人密談退位之法。
6月6日袁世凱羞憤而死後，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段祺瑞任國務總理，王士珍任陸軍總長兼參謀總長。在對德參戰問題引起的府院之爭中，他提出“德國不可輕辱”的主張。當黎元洪免去段祺瑞的國務總理之職時，他又兼任京畿衛戍司令之職。李經羲當總理時，他還是陸軍部長兼總參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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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復辟
1917年6月14日，張勳借調停黎、段矛盾之名進京擁清廢帝復辟。當張勳的辮子軍到京後，王士珍命令步軍統領江朝宗用電話通知守城部隊開啟城門，辮子軍象潮水一般湧進城內。7月1日，王士珍隨同張勳等把12歲的溥儀抬出來宣佈清帝復辟，張勳、王士珍等7人為內閣議事大臣，授王士珍參謀部尚書。不料，7月3日段祺瑞就在馬廠誓師討逆。各省軍閥也變了卦，由擁護復辟變為保衛共和了。復辟分子見勢不妙，紛紛東逃西散，只剩下了王士珍和陳寶琛，當張勳陷入絕境時，王士珍還出主意要封張作霖為東三省總督，要張作霖進京勤王。這場復辟醜劇僅12天就以失敗告終。段祺瑞又重新當上了國務總理，王士珍感到無臉見人，想再次回鄉隱居，但段祺瑞不但不譴責其有罪，反而說他維護治安有功，竭力挽留，直係軍閥馮國璋成為總統後段祺瑞任國務總理，王士珍則任陸軍總長，一時，北洋人心大振，“北洋三傑”也成為世人傾慕的物件。
擔任總理
1917年9月1日，孫中山就任廣州護法軍政府大元帥，宣佈段祺瑞為民國叛逆，出兵北伐，開始了護法戰爭。段祺瑞氣勢洶洶地要武力統一南方，而馮國璋則主張和平解決，提出“和平統一”排斥段祺瑞，兩人之間的矛盾逐漸加劇，到11月中旬，段、馮已經鬧的水火不容，對於“虎”、“狗”兩家的內訌，王士珍無可奈何，對人連連嘆息;“兄弟鬩於牆，自毀家門。”11月20日，馮國璋免去段祺瑞國務總理的職務，請王士珍組閣。但王士珍已經厭倦了政治生活，拒絕了馮國璋的請求。於是，馮國璋讓人去王士珍門前請願，並高呼“請聘老出山組閣，以鞏固北洋團體。”王士珍不得已，出任內閣總理，但宣稱“本總理今天一個人來，將來一個人去，決不更動內閣的一個人。”
王士珍組閣後，也不敢得罪勢力正盛的段派，使反戰的旗號黯然無光，當馮國璋任命段祺瑞為參戰督辦後，王士珍也向段祺瑞妥協，把陸軍總長讓給段祺瑞的親信段芝貴。儘管如此，段祺瑞還是透過報紙對王內閣大肆攻擊，又唆使新交通系和徐樹錚進行倒閣活動。經不起風波的王士珍被迫於1918年2月“引疾告歸”，馮國璋特命內務總長錢能訓兼代總理。他的總理任期僅僅三個月，便永久的離開了政壇的是是非非。
1920年10月，江蘇督軍李純暴死後，徐世昌大總統任命他為蘇皖贛巡閱使，他以老病推辭不就，第二年特封其為德威上將軍，管理將軍府事務。未及，王士珍退出了軍政界。以閒雲野鶴自處。不久，宣佈擔任月薪五百元的北京電車公司董事長。在此期間，他曾回正定小住，為伯母和生母修建“節孝牌坊。”
龍隱京城
王士珍晚年，篤信黃老之術，並結識道學大家段正元，為其修養所折服，便在北京成立道德學社，親自為社長，聘段正元為社師，宣講道術和修身養性之道。王士珍歸隱後雖然想超然於政事之外，但由於他是北洋的耆老，一些北洋舊人有事還是找他商議，而他也樂意調和其間。直皖戰爭和直奉戰爭時，他都以北洋元老的身份居中調停。
1925年2月1日，段祺瑞重新執政後，召開善後會議，請他擔任善後會議議長，他堅辭未任。
1926年5月，張作霖、吳佩孚、閻錫山聯合起來討伐馮玉祥，馮部退出北京後，他被北京各知名團體推薦為臨時維持治安會會長和京師救濟聯合會會長，以維持北京的秩序，並一度調停直奉之間的爭端。
1928年5月，北伐軍向張作霖發動全線攻擊，王士珍、熊希齡組織和平運動。張作霖退出北京後，他再次擔任治安維持會會長，拒接韓復榘的武力進駐，電請南京政府迅速和平接收北京。
王士珍在軍界多年，各方都比較信任他，因此他兩次組織治安維持會，盡心竭力的維護社會秩序，使北京免遭戰爭的災難，受到京師民眾的欽佩，此後，王士珍還幾次主持了北京的慈善活動，1930年7月10日，因腸癌而在北京去世，享年70歲(滿68歲)。臨終時，他寫了一份遺囑，表達了他的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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