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1855年1939年6月6日)，字卜五，號菊人，又號弢齋、東海、濤齋，晚號水竹村人、石門山人、東海居士。直隸(今河北)天津人。其曾祖父、祖父在河南為官居，出生於河南省衛輝府(今衛輝市)府城曹營街寓所。
徐世昌早年中舉人，後中進士。自袁世凱小站練兵時就為袁世凱的謀士，併為盟友，互為同道;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曾任軍機大臣。徐世昌頗得袁世凱的器重，在袁世凱稱帝時以沉默遠離之。民國五年(1916年)3月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起用他為國務卿。民國七年(1918年)10月，徐世昌被國會選為民國大總統。他下令對南方停戰，次年召開議和會議。民國十一年(1922年)6月通電辭職，退隱天津租界以書畫自娛。徐世昌國學功底深厚，不但著書立言，而且研習書法，安陽袁林的墓碑“大總統袁公世凱之墓”九個大字系徐世昌的手筆。工於山水松竹，如《石門山臨圖帖》等。一生編書、刻書30餘種，如《清儒學案》、《退耕堂集》、《水竹村人集》等。被後人稱為“文治總統”。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6月6日，徐世昌病故，年85歲，先寄葬於天津桃園村原英國公墓，後同夫人一起歸葬於河南省輝縣市百泉鎮蘇門山下。
人物生平
早年時期
咸豐五年(1855年)，徐世昌生於河南衛輝府，祖籍浙江省寧波府鄞縣，天津圖書館館藏檔案記其籍貫為“浙江鄞縣”。其祖輩明季北遷燕京，清軍入關時南逃天津，落籍天津，是為天津壽豈堂徐氏。曾祖父、祖父在河南為官，故出生於河南省衛輝府府治汲縣(今衛輝市)城內曹營街清朝時期的徐世昌。日後發達，凡遇以上三地人士，徐世昌皆稱同鄉;徐世昌之善於拉關係、交朋友，於此可見一斑。
徐世昌幼年喪父，母教甚嚴。雖家境貧困，典當以延師教子，並自督課，且重德育。徐世昌回憶說孩童之時，若有三份食物，便思得其兩份，母即予嚴斥“今日如此，長大又當如何。”其母寧可將食物扔掉，也不讓徐世昌食用。徐世昌稍稍長大一些，每交一個朋友，他的母親一定去考察一下那人的人品如何，如果真的是賢才，則以美食款待;否則立即訓斥並令其不再來往。
當時的世人看到他們母子非常清苦，就勸他們去依靠縣令親戚，徐母說“託人餘蔭，罔知艱苦，無復有刻厲振興之心矣”。族人感嘆“汝苦心持家教子，異日必有成就，真我家功臣也。”
同治十年(1871年)，徐世昌十六歲時開始課人兼自學，以經營薪米;十七歲因善書小楷，隨叔祖父充任縣衙文案;十八歲為某知府治函札兼會計，以文會友;二十四歲為準寧縣知事治理文牘，遇袁世凱，徐袁二人一見傾心。袁世凱見徐世昌青衣敝履，雖邊幅不修卻神采飛揚;談吐間，顯露出勃勃雄心與滿腹經綸，讚道“菊人，真妙才也!”當時徐世昌、徐世光兄弟無錢赴應天府應鄉試，袁世凱即贈銀百兩以為川資，使徐氏昆仲得已成行，並同時中舉。
任職翰林
光緒十二年(1886年)中進士，先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緒十五年(1889年)授編修。張之洞(軍機大臣、東閣大學士)、李鴻藻(翰林院掌院學士)為其師長。編修為七品官，俸銀甚少，生活清苦。人勸其外放知州、知縣，未從。因京官具有接近上層人物的優勢。
然而徐世昌在翰林一住九年，未辦過一次學差、試官之類有利之事;但他並不急功近利，而是積極結交，疏通上下，同時勤苦讀書，關心時事，作好各方面準備，以待時機。翰林院是中國封建社會為科場尖子而設的最高機構，凡以科舉進身之文士，無不孜孜以求。但徐世昌因不見寵於大學士李鴻藻，李鴻藻認為徐世昌“虛矯過人”，因而不得寵難以發達。但徐世昌向李鴻藻介紹袁世凱，透過李鴻藻，袁世凱為李鴻章所常識，向朝廷推薦他督練新軍，卻成為袁世凱發展的起點，同時也成為徐世昌仕途中走向發達的轉折點。
徐世昌在翰林院已是“板凳要坐十年冷”，到第十年終於有了轉機，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袁世凱向清廷奏請徐翰林兼管新建陸軍稽查全軍參謀軍務營務處總辦(相當於秘書長兼參謀長)，徐世昌欣然就任。雖然編制、原職、級別均予保留，但總是以高就低;徐世昌卻毅然離開翰林院，全力以赴，總攬全軍文案並參與機密，袁世凱不在時且代理其職。從此他成為袁世凱的得力智囊。
佐理袁幕
徐世昌到任不久，袁世凱即因剋扣年餉、誅殺無辜被人告發，軍機大臣榮祿與陳奎龍負責查辦。徐世昌與陳奎龍為同榜進士，私交甚篤，於是為袁世凱說請，袁世凱得以逃過一劫，使一場彌天大禍消彌於無形，袁世凱自是對徐世昌感恩不盡。徐世昌在小站練兵工作雖只兩年多，但他一來便受到袁世凱的高度信任與尊重，言聽計從，稱之為兄;二來是翰林出身，受到將領的尊重，皆稱之為師;三來工作勤奮，自學軍事及英語，先後編寫了《新建陸軍兵略存錄》及《操法詳晰圖說》十三冊，以統籌全軍訓練及教育，成績卓著，聲望很高，從而奠定了自己在北洋軍隊中僅次於袁世凱的地位，也達到了“以文修武、以軍功進身”之夙志。小站練兵，是中國軍隊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袁世凱、徐世昌皆功不可沒。徐世昌最先提出了比較完整的近代化軍事理論，制訂了中西結合的軍制、法典、軍規、條令及戰略徐世昌紀念幣戰術原則。後來的“北洋三傑”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皆是從小站新軍中成長起來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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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與袁世凱一樣，即有政治野心、也有愛國熱情，徐世昌在翰林院時曾因甲午戰敗，與數十名同事聯合彈劾李鴻章;時值戊戌變法，徐世昌、袁世凱都參與了維新運動。但在關鍵時刻，當新舊勢力交鋒、維新勢力將希望全部寄託在掌握軍權的袁世凱身上時，袁世凱卻聽信了“軍師”徐世昌之言“帝雖一國之主，然當政日淺，勢力薄弱;後(西太后)則兩朝總持魁柄，廷臣疆帥，均其心腹，成敗之數，可以預卜。與其助帝而致禍，寧附後而取功名。”袁世凱深以為然，遂向榮祿告密。在義與利的選擇上，徐世昌、袁世凱很現實地選擇了趨利避害。二人均以戊戌六君子之血染紅了頂戴花翎，從此深受後黨恩寵，平步青雲。誠然，即使當時徐贊成支援新黨，亦是以卵擊石;“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歷史上又有幾人?不過袁世凱之惡在於陽奉陰違，兩面三刀，十分險惡卑劣，故當時有民謠罵袁世凱曰六君子，頭顱送，袁項城，頂子紅，賣國黨，邀奇功，康與梁，在夢中，不知他，是梟雄。袁世凱因難逃其責，幕後高參徐世昌亦難辭其咎。
清廷重用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太后與光緒帝西狩，徐世昌隨行護駕，得到青睞。張之洞、袁世凱又交章保薦徐世昌，徐世昌遂得重用。在隨後的三年中，他相繼涉足清廷政務、財務、軍務、學務。光緒三十年(1904年)，徐世昌得任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次科舉會試之閱卷大臣，也圓了徐世昌十年翰林以來主考之夢。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徐世昌奉旨入值軍機處，同年年底即授軍機大臣，署理兵部尚書。這一年徐世昌正好五十歲。徐世昌獲此殊榮，尚未停止升遷的腳步。51歲時朝廷又任徐世昌為欽差大臣，東三省總督兼管東三省將軍事務，集軍政大權於一身，系從一品級，各省督撫聯名奏事，以徐領銜，排在直隸總督袁世凱之前。據查核，清末升遷較快的漢大臣林則徐、曾國藩、袁世凱從入仕到任總督各為20、21、21年，徐世昌雖然也是21年，但東北總督之位高權重，則為以上三人所不及。
而在同一年，袁世凱與張之洞皆喪失了具有實權的總督大臣之位，入京擔任了奉旨辦事的軍機大臣。隨著光緒帝與西太后的一同辭世，袁世凱的地位更岌岌可危。因光緒帝恨袁告密出賣之事;三歲溥儀即位，其父載灃為攝政王便一心想替其兄光緒報仇，欲除掉袁，已擬好將袁革職法辦的上諭，因奕匡(軍機處首席大臣，早被袁行賄買通)及張之洞極力反對，乃修改諭旨，以袁患足疾為名將袁“開缺回籍養痾。”徐世昌時在東北，唇亡未免齒寒，不得不主動奏請開缺，清廷豈敢趕盡殺絕?只將其調任郵傳部尚書，雖位列中樞，但其降用，也很明顯。而徐世昌在東北三年之作為，卻值得大書一筆。
總督東北
東北三省為清朝之發祥地，因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至清末，在徐世昌上任時，東三省在十年之內連遭俄國、日本兩強三次大洗劫，國土大片淪喪，幾乎成了兩強的殖民地，民辦凋殘，瘡痍滿目。為謀挽救，光緒三十一年(1906年)，清廷派載振、徐世昌(皆為軍機大臣)赴東北全面考察，並要求對症下藥，提出解決方案。經兩個多月數千里路跋涉，徐世昌向清廷提出了《通籌東三省全域性折》，洋洋十萬餘言，此時徐世昌對治理東北，已成竹在胸。徐世昌一到任，首先針對其不治之原因“以治兵之職，而轄管理民事之官，所務不同，利害亦異，隔閡既甚，牽制斯多，其終乃無一利之能興，無一弊之不出”實行政治體制改革，確立總督一人負責制，“舉三省全部應辦之事悉以委之”，“以一人之力總叢集策，復以全國之力傾助車隅之地”。設行省公署，所屬各司與督撫一起共同辦公，“事則公商，移就任東三省總督的徐世昌則會畫”，簡化辦事手續，提高工作效率，從而建立起高效率決策機構和執行機制，同時也適應了推行清末新政的要求。
他強調值此非常之地、非常之時，非改革無以圖存。為懲治腐敗，更新吏治，徐世昌還推行了一系列具體政策，付諸實施。與此同時，他還大力招賢，尤其重用具有真才實學的留學歸國人才，並向全國招攬第一流的時務人才，使東北三省“一隅之地，人才濟濟”;對貪官汙吏則嚴厲打擊，殺一儆百。上任數月，即查清並處理案犯數十起。其雄才大略，可見一斑。
徐世昌督東北僅兩年，滿洲面貌煥然一新，清廷親貴載濤“自歐考陸軍歸國，經奉天(今瀋陽)見馬路、電燈、軍警無不備具，街市煥然一新，乃宿公署，儼然歐式，益服世昌新政經畫，非它省疆吏所及。還朝即力薦其值樞府焉。”世人稱東北三省新政為“徐世昌新政”，徐世昌亦為此而自豪。在應對日俄侵略方面，徐世昌在上任前與時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凱設定的外交方針，一是“以保衛主權為第一急務”;二是“在具體交涉時，為了在主要問題上達到我們的目的，在次要問題上讓步也許會復得必要”。徐世昌對日本明目張膽的侵略行徑予以堅決反擊“必示人以不可攻，而後人不攻;必示人以不可欺，然後人不欺。”在衛護領土主權等原則問題上據理力爭，寸土不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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