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日人在圖門至六道溝90餘里釘立木樁，暗將我國領土劃入韓界(韓界為日侵佔)徐世昌令吳祿貞帶人連夜拔去，並記上華名裡數，釘立標識，使日人目瞪口呆。徐世昌任用與日交涉“著為功勞”的吳祿貞為解決“界務問題”督辦，有效地遏制了日本蠶食中國邊境領土的陰謀及“滿洲政策”的推行。徐世昌在與沙俄侵略方針所進行的針鋒相對的鬥爭中，同樣取得了“已無餘憾，為之欣慰”的結果。徐世昌在東北實施近代化建設，使東北開改革之先河，在推進全國近代化程序方面，確實功莫大焉。
重掌中樞
宣統元年(1909年)8月，政任協辦大學士，補授軍機大臣;一月後又授體仁閣大學士，系清代文臣的最高榮典，也是漢人樞臣中唯一最受朝廷信任者。徐世昌還在東北時，就已考慮到清廷失勢，便未雨綢繆，預謀轉中退路。他為人處事十分謹慎，絕不驕矜，以黨派示人;他既能符合潮流，大辦新政;亦不疏遠舊派、權要，可謂兼收幷蓄，廣結廣交，左右逢源，上下暢通，從而為今日重掌樞要鋪平道路，徐世昌因此而贏得“水晶狐狸”的雅號。
徐世昌重掌中樞，欲行新政，卻孤掌難鳴，於是他極力大造輿論，“助袁出山”，但清廷仍忌恨袁世凱，並不理睬徐世昌的保奏。因為北洋六鎮，從將到兵，一直聽命於袁世凱;即使袁世凱回河南閒居，仍在暗中聯絡，遙控指揮。滿人陸軍大臣蔭昌指揮不靈，清廷親貴慌了手腳，不得不依徐、袁共商之六項“出山”條件，授袁世凱為欽差大臣，各路軍以皆歸其節制，南下鎮壓革命。徐世昌終於完成了一項歷史性任務。徐、袁重新聯手，袁開始唱主角，二人配合得珠聯璧合，天衣無縫。袁世凱以總理大臣的名義直接下令要攝政王兼陸海軍大元帥載濤率兵上前線便嚇得打了退休報告。
清廷此時認為唯一放心得下的便是徐世昌，隨即加封徐太傅太保，無非要鞠躬盡瘁，效忠清廷。這時的徐世昌，審時度勢，順應潮流，其指導思想與袁世凱一樣，逐漸由君主專政轉向君主立憲、民主共和，對革命黨人的策略也由剿而撫，由撫而和。他們不願與革命黨對陣，主張採用和平方式，趕清帝下臺，這就避免了一場大內戰，最終達到了推翻帝制、建立中華民國的目的，這個決策是明智的，值得肯定。為何逼清帝退位，歸政於民國?據說還是世昌的妙計讓段祺瑞領銜，以北洋將領64人聯名、發電要求清廷“立定共和政體，否則以兵隨之”。電發次日，徐世昌為避嫌懇請辭職。
民國之初
民國元年(1912年)2月12日，由張謇主稿的清廷詔書稿“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何以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因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思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袁世凱為總理大臣，值此新陳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這一詔書標誌著清朝壽終正寢，但行文卻十分得體，給垮臺的清廷留足了面子。據說最後一句是徐世昌塞進去的“私貨”，幾乎肯定徐世昌了清廷亡後便是袁世凱的天下。徐世昌手法之高，謀略之遠，令人咋舌。
袁世凱出山、逼宮、掌權三部曲，導演都是徐世昌。袁世凱既有逼迫清廷退位之功，又有促成南北議和之舉，且挾北洋雄師之勢南方只有把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拱手相讓了。即便孫文不是謙謙君子，袁世凱的總統寶座也是坐定了。更何況，眾多革命黨人也都認為“收拾大局，建設中國，非袁莫屬!”孫中山是明讓暗鬥，向袁世凱提出“約法三章”企圖對袁世凱加以約束。
徐世昌把袁世凱捧上總統寶座，功莫大焉，當時一般看法，國務總理一職非徐世昌莫屬。然而，出人意外的是徐世昌此時卻激流勇退了。徐世昌有他的獨到的思維邏輯。他受清廷厚恩，而實則一力助袁，因而進退兩難，只能託言因“國變憂憤”，力辭太保，離京閒居，暫避“一時之謗”。如果馬上棄清報袁，於情於理，都不好說。方顯明迎新辭舊，不露痕跡。而閒居不仕，還可算作不負皇恩的前清遺臣。再則當前局勢仍動盪不安，袁世凱的寶座還不平穩，不如作個“局外人”以靜觀變化。
徐世昌隱居於青島，行前與袁世凱長談，袁世凱許以二年為期，但忍不住又於民國元年(1912年)、二年(1913年)兩年內兩次敦請徐世昌“出山”相助，徐世昌皆婉拒，不為所動。但以他與袁世凱的親密關係、自己在北洋的威望、推行“新政”的成績、“中庸之道”的政治手腕，超群出眾，愈是不出，呼聲就越高。後來發生了刺宋案，國務總理趙秉鈞不安於位，而徐世昌並不以袁世凱所請，仍退居幕後;直到民國三年(1914年)袁世凱取得鎮壓“二次革命”勝利，剪除了政敵，便再次請徐世昌出山，任國務卿之職。徐世昌開始動心。徐世昌遂於民國四年(1915年)5月，任北洋政府國務卿，北洋人呼之“徐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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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袁分裂
民國四年(1915年)袁世凱野心急劇膨脹，蓄謀恢復帝制，使袁氏子孫代代為帝。徐世昌卻認為帝制實不為可，不得民心;但看看袁世凱的勁頭，只得緘口不言，作壁上觀;併為辭國務卿，以便將來可以局外人之身分收拾殘局，留下轉圜的餘地。此前，徐世昌曾極力反對袁世凱與日本帝國簽訂賣國之《二十一條》，並“罷工”十餘日。徐、袁裂痕從此產生。徐世昌退居河南輝縣水竹村，後自號水竹村人。
袁世凱稱帝后，封徐世昌、張謇等四人為“嵩山四友”，仿漢高祖時“嵩山四皓”，但徐世昌並不買賬，因“嵩山四皓”均為隱居不仕之賢者，此封有永不敘用之意，未免欠妥。徐世昌在日記中大發感慨人各有志。志在仙佛之鄉者多，則國弱;志為聖賢之人多，則國治;志為帝王之人多，則國亂。這就標誌著徐、袁攜手時代的結束。徐世昌此時一定異常失望，自己一向唯袁世凱馬首是瞻，為之出謀畫策，肝腦塗地;竭力輔佐的結果，實非始料所及。此時再不分道揚鑣，那就得同流合汙，也背上千載罵名。徐世昌在袁世凱稱帝前即已恢復帝制必定失敗，抽身先退，無疑是明智之舉。
擔任總統
民國六年(1916年)，袁世凱一死，徐世昌見國事難為，便又隱居水竹村。此後曾應黎元洪、段祺瑞之請，調解過“府院之爭”。民國六年(1917年)6月，張勳復辟時，徐世昌擔任民國大總統保皇派康有為等曾寄希望于徐世昌;徐世昌也曾一度動心，因他對北洋紛爭不已感到灰心，欲在復辟後掌握實權，幹一番事業。後獲知日本並不支援，乃知難而退，力勸張勳解除武裝，恢復共和，並保證其身家安全。同時他還竭力為溥儀卸罪，繼續保全清室，或許為了還掉“人情債”吧，但卻受到時人譴責。
民國七年(1918年)，在選舉民國第二屆總統之際，段祺瑞、馮國璋相持不下，一向兩面討好的徐世昌遂作為“理想人選”，得任總統。徐世昌居然還請示早已退位的溥儀，“得其恩准”。徐世昌此舉意圖前清遺臣之好感，但仍然有人譏諷他“以清太傅而仕民國，早已可見其人!”想面面俱到，往往適得其反;兩面討好，弄不好兩面得罪。徐世昌當總統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謀求南北和解，結束內戰，為此使出渾身解救，但都無甚效果，無非拖延時間，民國十一年(1922年)終於爆發了直奉大戰。得勝的直系並不感謝徐世昌“一邊倒”的支援，在曹錕一再逼宮之下不得不戀戀不捨地離開總統府，遷居英租界，既結束了他五年的總統生涯，也從此結束了他從政40餘年的歷程。
退隱之後
徐世昌到天津過起了寓公生活。他出身翰林，博學多才，文章詩詞書畫皆精，傳統文化造諧很深。退隱後，在北京班大人衚衕設立“徐東海編書處”，歷時年，編《清儒學案》208卷，並創作詩詞5000餘首，楹聯一萬餘對，多為質量上乘之作。如不從政，成為國學大師，或書畫名家，當無問題。
自民國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徐世昌開始關心政治，靜觀時局的發展。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徐世昌過80歲大壽。早在1930年，他就親筆寫了幾百幅對聯，準備屆時贈送來賓。壽辰前幾日，徐家就高搭綵棚，大張筵席。當日，從早到晚，賀賓盈門，絡繹不絕，大多為北洋軍閥及舊官僚，也有工商和教育界人士，還有清朝遺老、貴胄以及以“中國通”而聞名的美國人福開森等數百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不請自到的南京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負責華北黨務的方覺慧了，他的到來讓徐世昌格外緊張和警覺。席間，徐家人特為方覺慧敬酒，並送他對聯、條幅等，以表謝意。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後，徐世昌非常關注，為及時徐世昌晚年瞭解事件的發展，每天都讓侄女給他讀報，並對外宣告瞭自己立場“中國只有團結抗戰，才能救亡。”當聽說蔣介石已接受了張學良的八項主張，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後，徐世昌不無憂慮地說“縱然有些諾言，也許是權宜之計，過後未必就能算數。”蔣介石後來的所作所為，果然未出他之所料。
徐世昌對日寇一貫深惡痛絕，曾在華盛頓會議上利用矛盾，“拆散了英日同盟”。日寇對東三省的野心，早在他擔任東三省總督時就已領悟很深，為此他曾進行全力抵制和反對，收回了部分主權。而今日寇又捲土重來，吞併東三省之後，成立偽滿洲國，進而發動華北事變。七七事變後，天津淪陷於日寇之手。作為政治家，徐世昌雖然寓居津門，但對亡國滅種的局面也是憂心忡忡。他一再對身邊的人或者來訪的人說“大敵當前，國內應團結協作，一致對外，方可挽救民族危機。”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初，日本大特務土肥原賢二約見徐世昌，仍遭到拒絕。金梁等人曾是徐世昌門生，任職於偽滿洲國，他們秉承溥儀意旨規勸徐世昌“老師千萬別喪失良機，出任華北首領，這是為了老師的晚節。”徐世昌聞言憤然大罵，然後推辭。是年冬，徐世昌的膀胱癌日趨嚴重，當時曾從北京協和醫院請來泌尿科專家謝元甫來津診治。謝元甫檢查後說，必須做手術，並提出去北京住院治療，徐世昌恐去北京遭日本人暗算，沒有答應。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6月，85歲的徐世昌病逝於天津，歸葬輝縣，未修墓，僅豎一塊“水竹邨人之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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