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關以後,宗室王公皆分隸鑲白、正紅、鑲紅、正藍、鑲藍等五旗,皇子分府全部撥入這五旗。再無入正黃與正白旗的人。如此始有上三旗,下五旗之分。實際上,上三旗與下五旗只是相對於包衣佐領而言的,而與皇族和普通旗人無關。皇室管家內務府三旗的包衣佐領,主要服務於宮廷。下五旗亦設包衣佐領,皆為王府所屬,各隨其主之旗。
清順治七年(1650年),攝政王多爾袞去世,清世祖順治開始親政。他為了加強對八旗掌控,親自統領了原屬多爾袞的正白旗,這樣由皇帝控制的鑲黃、正黃、正白三旗,稱為上三旗;由諸王、貝勒掌控的鑲白、正藍、鑲藍、正紅、鑲紅五旗,稱為下五旗,此後終清未改。上三旗較下五旗為崇,是皇帝的親兵,擔任禁衛皇宮等任務,下五旗駐守京師及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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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為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削弱諸王、貝勒對各旗的控制,嚴格區分下五旗中的旗分佐領(俗稱外佐領)和府屬佐領(俗稱內佐領)的隸屬關係。下五旗中的主要部分旗分佐領,實際上也由皇帝直接控制。諸王及貝勒僅能控制其府屬佐領。又以鑲黃、正白、鑲白、正藍四旗居左,稱為左翼;正黃、正紅、鑲紅、鑲藍四旗居右,稱為右翼。鑲黃旗又稱頭旗。
全國駐防
清順治元年(1644年),清世祖順治帝將首都從盛京遷到北京,本著“居重馭輕“的用兵原則,將八旗精銳半數駐於京城,是為禁旅。同時亦不忽視對對廣大地方的控制,在全國各大省會、水陸要衝、邊疆海防,派遣八旗長期駐守,以控扼京師以外所有最重要的軍事據點,是為駐防。
主要形成以下幾條駐防線運河駐防線(京師、德州、京口、杭州)、黃河駐防線(德州、開封、西安)、長江駐防線(江寧、京口、荊州、成都)、東南沿海駐防線(杭州、福州、廣州)、此外還有京畿駐防線、關外駐防線、塞外蒙古編旗駐防及甘肅新疆駐防線等等清廷根據旗民分治的原則,在駐防地為旗人築城別居,或者在城內劃出一角令旗人居住,通常稱之為“滿城“。
康熙末年(1722年),全國已設駐防將軍11名,即西安、江寧、杭州、京口、福州、廣州、荊州、右衛,以及盛京、吉林和黑龍江。雍正朝添設2名青州、寧夏。乾隆朝對八旗駐防有較大調整,增綏遠城、伊犁、成都共3名,裁撤京口、青州和右衛3名,總數為13名。另有察哈爾都統,以及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於烏魯木齊增設的一名都統。
這樣一支不僅常駐於邊疆,而且常駐於腹裡內地的制度化的武裝力量為歷朝所未有,是滿洲統治者維護統治的主要工具。而它所監視、控制的主要物件則是綠營。
直至18世紀中葉,八旗營區終於系統地分佈於全國的軍事要地,實行永久性的駐紮。
俄羅斯佐領
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對俄雅克薩之戰勝利,沙俄侵略軍中有101人被押至北京。康熙年間,八旗滿洲佐領的標準丁額為100人。在北京的俄羅斯人達到百人,正好符合編設一個佐領的條件。公元1685年,清政府釋出了命令,這些阿爾巴津人被編在了負責保衛京畿的八旗兵的鑲黃旗中,為滿洲第四參領第十七佐領,駐地在北京東直門外的胡家園衚衕。不僅如此,清政府對俘虜中的軍官分別賜予了四品至七品的官銜,同時像對其他滿人一樣,賜予了他們房屋、土地,並隔一定時間給予津貼補助,並且將步軍統領衙門裡的女犯賜予他們為妻。
高麗佐領
明末清初部分朝鮮人透過強行遷入和自行遷入兩種方式遷入到中國東北境內,強行遷入的主要是戰爭中被俘虜的朝鮮兵。遷入中國的朝鮮人,有一部分被編入了八旗,其中43姓被載入在滿洲民族認同上具有法律效用的《八旗滿洲氏族通譜》。被編入滿洲八旗的朝鮮43姓,在旗籍上,主要分佈在除了鑲黃旗和鑲白旗的滿洲各旗中。初歸滿洲的朝鮮人的首領頭目一般授予通事官,隨著朝鮮姓氏逐漸融入滿洲,清王朝從中央到地方機構,從部院衙署到軍旅,從文職到武職,都有朝鮮人任職掌權。在八旗佐領編制上,納入滿洲的朝鮮43姓分別被編入八旗滿洲旗分佐領和包衣佐領內,或專置朝鮮佐領、高麗佐領,或散編其它佐領內,多數人被編在包衣佐領內。專置的朝鮮佐領和高麗佐領共有八個,其中朝鮮佐領六個,高麗佐領兩個。朝鮮43姓在編入滿洲八旗之後,參與了後金(大清)的各項活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與滿洲關係密切。他們在後金(大清)與朝鮮的交往中充當通事官,參加了後金(大清)的一系列戰爭,金氏新達理家族和韓氏韓雲家族世代為官,為清王朝提供各式效力人才。他們為後金(清)新興政權的建設與鞏固,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得到滿洲貴族的信賴和認可。
走向衰落
清代編入八旗的“旗人“與不在旗的民人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入關伊始,清廷即採取了大規模的“圈地“活動,圈佔民人的大批良田劃歸旗人;豁免旗人的稅賦與勞役。優惠政策造成了旗人的頹廢和寄生性,致使其後代騎射荒廢,甚至出現“生計“問題。
從順治、康熙年間起,八旗官兵便已出現追求享受、戰鬥意志衰退的傾向。在前線指揮戰鬥的親王、郡王和貝勒們“逗留觀望。不思振旅遄進,竟爾營私適己,希圖安便,或逶兵甲之不全,或託舟楫之不具,藉端引日,坐失事機“。在平定三藩之亂的戰爭中,八旗軍以往的主力地位已被綠營兵所取代。雍正、乾隆年間的一些重要戰爭,如柴達木之戰、平定大小和卓之戰、大小金川之戰中,儘管參戰的八旗官兵數量有限,其中一些號稱精銳的八旗部隊的表現卻不如綠營兵,昔日敢打敢衝的作風已不復存在。
乾隆中期以後,以皇帝為首的統治階級生活日益奢靡,龐大的官僚機構愈加腐敗。那些貴族上層已形成頹風難挽的局面。到了清代末葉,那些八旗子弟已完全成為寄生蟲。發展到販賣人口,當賣軍中的盔甲器械。大量正身旗人下降為佃戶,甚至淪為流民、痞棍和無賴。
清末,八旗軍逐漸演變成專靠國家供養的社會救濟組織,失去了起碼的戰鬥能力。1799年清軍在鎮壓白蓮教大起義時,曾一度把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健銳營和火器營派往前線,結果因軍紀敗壞,不聽約束,未及投入戰鬥就被迫撤軍回京。
民國成立之後旗人特權被廢除,失去了經濟來源又不會生產勞動的旗人多窮困潦倒甚至男盜女娼。
八旗制度與清政權相始終,它既是清王朝取勝的重要因素之一,也使清王朝最終走向衰敗沒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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