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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記了這句話十年，只因為其中那個詞——“我輩”。她說：我輩這兩個字裡，寫著對世界的主場感和建設性。無論哪個時代，我輩都是最令人神往的那群人。
“我輩”只是個代詞，本來沒啥意義，但是每個人都能感受到，這兩個字裡面有一種驕傲的認同感。
直面挑戰，躬身入局，皆為我輩中人。
你不要以為這是我的發明，我輩這種人，什麼時候開始有的？從我們這個民族精神發源的地方，我輩這種人就有了。
西方經常說，我們中國人沒有信仰。但是，中國人沒有信仰麼？今年我看到一段話，如果你把中國那些最著名的神話，真的排出來，你會發現這樣一組故事：盤古開天，女媧補天，后羿射日，夸父追日，精衛填海，愚公移山，大禹治水。
你發現什麼共同點麼？中國人從來不臣服於壓倒性的力量，而是在面對一個不可能戰勝的對手的時候，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跨年演講為誰服務？就是為這樣的人服務的。
法國作家加繆曾經說過：不要走在我後面，因為我可能不會引路。不要走在我前面，因為我可能不會跟隨。請走在我的身邊，做我的朋友。
請走在我的身邊，謝謝你，各位時間的朋友。
第二部分：什麼是中國經濟的基本盤？
此時你心中一定有一個問題：中國經濟到底怎麼樣？
你要是問我預測，我是真不會，那是經濟學家的工作。
你要問我個人感受，可能我20年都這一句話：我輩正處於一個持續上升的通道中。
經濟不是預測出來的，是幹出來的。如果你覺得好，不錯；如果覺得不好，那就努力幹。
更重要的是，觀察2019年中國經濟的角度不僅是好和壞、樂觀還是悲觀，還有好多角度。
比如，曾鳴教授說：“容易賺的錢肯定是沒了，往後大家都得做更辛苦的事。”
關於更辛苦的事，曾鳴教授還有進一步的解釋：你別以為到下沉市場就算更辛苦了，也別以為找細分需求就算更辛苦了，這都不算。真正的機會是，改造每一個值得被重構的傳統產業，這才是一件具備創造力的“苦差事”。
你看，在曾鳴教授的眼裡，中國經濟有冷有熱，不是個總體上的好壞問題，而是一個幹什麼事和怎麼幹的問題。肯幹苦差事就有機會，只想掙容易的錢，就沒機會。
慈善家王兵提醒了我一個角度，2019年的經濟現象，背後本質上是因為技術進步的速度太快，而社會演化的速度太慢，這二者之間產生了摩擦。
比如說，很多人年到半百還要鬧離婚，為啥？因為醫學技術進步了，百歲人生可能成為常態，一對夫妻五六十還鬧離婚很正常，原來忍忍就結束了，現在還要再忍五六十年，忍不了了。你看他說的是時代錯位問題，不是悲觀樂觀問題。
再比如，商業觀察家梁寧說，有人給她看了一份100多個陷入困境的公司清單，她發現了一個問題：每個陷入困境的公司，同行裡都有對應的正面典型。
做保健酒的椰島鹿龜酒陷入困境，但是主打健康概念的食品開始爆發。
做飲料的匯源果汁陷入了困境，但是一批年輕態的飲品，開始異軍突起。
都說服裝不行，李寧變成了中國李寧，火了，成了國潮。
梁寧說背後的原因是市場人口換代了。你知道嗎？現在生活在中國這片國土上的人，改革開放後出生的人，超過了之前的。
你看，她說的是人口結構問題，也不是總體上的好和壞、悲觀樂觀的問題。
而吳伯凡老師面對我的這個問題，給出的答案更有趣，他甩了一句話給我：2019年就是典型的“悖論之年”，好壞都有，同時並行。
投資人張穎提示了一個角度，我覺得也很有意思。
張穎今年下半年有段時間，天天組織人看電影，連拉帶拽，動員所有創業者，都去看一部紀錄片——《徒手攀巖》。
張穎為什麼這麼積極地拉人看這部紀錄片呢？他是一個投資人，他其實在跟這個時代的創業者說：徒手攀巖的過程不是克服困難，而是習慣困難。
我理解，張穎還有另外一個意思，就是中國經濟到了一個節點，就是從一個模式要轉換到另一個模式，我稱之為：從電梯模式切換為攀巖模式。
什麼意思？所謂電梯指的就是，那些穩定的、確切的通道。過去我們理解這個世界的方式，只要搭上電梯，就能往上走，而且非常確定：好好學習，就能考上好大學；學歷越高，就越能進好單位；進了好單位，就肯定比賣口紅的掙錢多，今年這話，你在李佳琦面前再說說試試？
現在的中國已經切換到攀巖模式，下一步往哪裡爬，每一步都在考驗我們的創造力和選擇能力。
剛才我們講的這幾位老師的看法，沒有一個用“好”或者“不好”這個簡單的方法來判斷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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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們就開啟何帆老師帶回的這份報告：《何帆中國經濟報告》。他是我們派出去的六路研究隊伍中的第一隊。他們走訪了40多座城市，數十個產業，採訪近300人。看看支撐我們中國經濟走到今天的基本盤到底是什麼？在這個基本盤上，我們又該怎麼行動？
何帆老師給我一個啟示：在這個時代的中國，從電梯模式切換到攀巖模式，其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難。
提到中國經濟的基本盤，我們首先會想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