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風教”，也就是維護封建統治的封建道德教條，所謂“勸懲”，也就是鞭策人們遵守“風教”。
所以全書或者宣傳忠孝節義等封建倫理道德，或者宣傳因果報應等迷信思想，充滿腐朽反動的內容。
《閱微草堂筆記》的成就主要如魯迅所說：“雋思妙語，時足解頤；間雜考辨，亦有灼見”(《中國小說史略》)。
由於作者的文筆好和地位高，它在當時文壇上影響很大。
嘉慶以後到清末，陸續有文言筆記小說出現，如管世灝《影談》，許元仲《三異筆談》，俞鴻漸《印雪軒隨筆》，王韜《淞隱漫錄》，宣鼎《夜雨秋燈錄》，俞樾《右臺仙館筆記》等。
它們或模仿《聊齋志異》，或模仿《閱微草堂筆記》，或兼受兩書的影響，其內容則越來越蕪雜，有的志怪漸稀，而流為煙花粉黛的記述。
有的主於勸懲，充滿腐朽的封建說教；有的則純為搜奇獵異的遊戲消遣之作，文言小說遂漸趨沒落。
此外就是吳敬梓了，吳敬梓的話，字敏軒，一字文木，安徽全椒縣人，他出身的那個大官僚地主家庭，在明清之際有過五十年光景的“家門鼎盛”時期。
曾祖吳國對是順治年間的探花，“一時名公巨卿多出其門”(方嶟《文木山房集序》)，祖輩也多顯達。
但到了他父親吳霖起，家道開始衰微。吳霖起是康熙年間拔貢，做過江蘇贛榆縣教諭。為人方正恬淡，不慕名利，對吳敬梓的思想有一定影響。
吳敬梓年幼聰穎，才識過人，少時曾隨父宦遊大江南北。二十三歲時，父親去世。他不善治生，又慷慨好施，揮霍無度，被族人看作敗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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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歲遷居南京，家境已很困難，但仍愛好賓客交遊，“四方文酒之士，推為盟主”(金和《儒林外史跋》)。
在這種“失計辭鄉土，論文樂友朋”的生活中，使他有可能從程廷祚、樊聖漠等朋友中，接觸到清初進步的哲學思想。
同時吳敬梓早年也熱中科舉，曾考取秀才，但後來由於科舉的不得意，同時在和那批官僚、紳士、名流，清客的長期周旋中，也逐漸看透了他們卑汙的靈魂。
特別是由富到貧的生活變化，使他飽嘗了世態炎涼，對現實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從而厭棄功名富貴，。
而以“一事差堪喜，侯門未曳裾”(《春興》)，並提出“如何父師訓，專儲制舉才”的疑問(王又曾《書吳徵君敏軒先生文木山房詩集後》注，見《丁辛老屋集》卷十二）。
三十六歲時，安徽巡撫趙國麟薦舉他應博學鴻詞考試，他以病辭，從此也不再應科舉考試。
此後，吳敬梓的生計更為艱難，靠賣書和朋友的接濟過活。在冬夜無火禦寒時，往往邀朋友繞城堞數十里而歸，謂之“暖足”。
在經歷了這段艱苦生活之後，他一面更加鄙視那形形色色名場中的人物，一面嚮往儒家的禮治。
在他四十歲時，為了倡捐修復泰伯祠，甚至賣掉最後一點財產。
吳敬梓懷著憤世嫉俗心情創作的《儒林外史》大約完成於五十歲以前。
吳敬梓晚年愛好治經，著有《詩說》七卷(已佚)。五十一歲時，乾隆南巡，別人夾道拜迎，他卻“企腳高臥向栩床”，表示了一種鄙薄的態度。
五十四歲時，在揚州結束了他窮愁潦倒的一生。同時它的作品還有《文木山房集》十二卷，今存四卷。
關於儒林外史的思想內容的話，吳敬梓生活在清政權已趨穩固的時代，隨著王朝在軍事政治上的步步取得成功，它的文化統制的毒害也愈來愈深。
文土們醉心舉業，八股文之外，百不經意。吳敬梓十分憎惡當時士子的熱中科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會風氣，把希望寄於落拓不得意的文士和自食其力的勞動人民。
也正是懷著這種心情，他寫出了這部卓絕的諷刺小說《儒林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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