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儒林外史的思想內容的話，就像前面說的，因為吳敬梓生活在清政權已趨穩固的時代，隨著王朝在軍事政治上的步步取得成功，它的文化統制的毒害也愈來愈深。
因此文土們醉心舉業，八股文之外，百不經意。
而吳敬梓是十分憎惡當時士子的熱中科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會風氣，把希望寄於落拓不得意的文士和自食其力的勞動人民。
於是懷著這種心情，他寫出了這部卓絕的諷刺小說《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共五十五回，現存最早的臥閒草堂刻本，共五十六回，末回乃後人偽作(見金和《儒林外史跋》)。
並且需要說明，書中人物，大都有當時真人真事做影子，只不過為了避免清代統治階級的迫害，作者故意把故事背景說成是明代而已。
此外閒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說：其書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有心豔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
以及有假託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為高，被人看破恥笑者；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品地最上一層為中流砥柱。
這段話就足以說明了這部小說的主題，這部作品正是以反對科舉和功名富貴為中心並旁及當時官僚制度下、人倫關係以至整個社會風尚的。
並且作者在楔子中塑造了元末詩人王冕的形象來“敷陳大義”，“隱括全文”，並作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標準。
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經史上的大學問無不精通；而又安於貧賤，以賣畫為生，不與權貴相與。
作者透過他的嘴，抨擊了科舉制度，“這個法卻定的不好，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輕了”。
在作者看來，文士們只有象王冕那樣講求“文行出處”，才能兔於“功名富貴”的牢籠，堪稱“品地最上一層”。
這在當時是具有一定的批判意義的。
“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編。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郵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積益夥。”
鄒弢《三借廬筆談》載，作者作此書時，常設茶煙於道旁，“見行者過，必強與語，搜奇說異，隨人所知”，“偶聞一事，歸而粉飾之”。
這傳說雖未必完全可信，但可見它的題材來源的廣泛。
而且《聊齋志異》的創作態度，也是嚴肅的。
因為《聊齋自志》中說：“集腋成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託如此，亦足悲矣!”
這正說明《聊齋志異》是作者有所寄託的，而不是“妄言妄聽，記而存之”(袁枚《新齊諧序》)的作品。
他之所以採用鬼狐故事，是因為它便於避免清初嚴酷的文網和自由地表現生活理想。
因此，其中不少篇章雖取材於民間傳說，卻表現了作者的理想和愛憎，有明確的主題和鮮明的傾向。
《聊齋志異》現存的版本主要有：手稿本，僅存上半部，乾隆十六年(1752)鑄雪齋抄本；乾隆三十一年(1766)青柯亭刻本，即一般通行本的底本。
此外一九六二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會校會注會評本採錄最為完備，共收作品四百九十一篇。
這將近五百篇作品，體裁併不一致，像是一部分篇幅短小，記述簡要，還是筆記小說的體制。
另有一小部分描寫是作者親身見聞的作品，則具有素描，特寫的性質。大部分作品則是具
有完整的故事、曲折的情節、鮮明的人物形象的短篇小說，是我國文言小說中的
珍品，也是《聊齋志異》思想藝術成就最高的部分。
第二節聊齋志異的思想內容《聊齋志異》中的優秀作品，反映了廣闊的現實生活，提出許多重要的社會問題，表現了作者鮮明的態度。
它們或者揭露封建統治的黑暗，或者抨擊科舉制度的腐朽，或者反抗封建禮教的束縛，具有豐富深刻的思想內容。
描寫愛情主題的作品，在全書中數量最多，它們表現了強烈的反封建禮教的精神。
其中一些作品，透過花妖狐魅和人的戀愛，表現了作者理想的愛情。
如《嬰寧》、《蓮香》、《香玉》都在沒有戀愛自由的當時寫出了青年男女自由相愛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