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如上所說，除《聊齋志異》外，還有詩、文、詞、賦，戲曲、俚曲和一些雜著，其中都有一些好作品。
特別是俚曲的創作表明了作者對通俗文學的重視，《磨難曲》根據《聊齋志異》的《張鴻漸》改編而更廣泛地描寫了社會生活，表現了廣大人民的悲慘命運，是俚曲中最有成就的一篇。
《聊齋志異》是蒲松齡的代表作，在他四十歲左右已基本完成，此後不斷有所修改和增補，是作者一生心血的結晶，也是他的文學創作的最高成就。
《聊齋志異》中雖有部分作品出自作者的親身見聞，如《地震》、《跳神》等，也還有承襲過去題材而加以創造性發展的。
如《續黃粱》本於《枕中記》，《蓮花公主》本於《南柯太守傳》等，但絕大多數則是記述當時民間和下層文士中間的故事傳說。並且這在《聊齋自志》中說得很清楚：“才非幹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作者對科舉制度的抨擊，雖然只限於揭露其弊端，還沒有認識到這種制度的反動本質是為統治階級選拔忠實的奴才。
從而象後來的吳敬梓那樣，根本否定這一制度。
但需要說明的是，他對那些只以功名利祿為念而醉心科舉的人物，是有所認識和批判的。
如《王子安》中的王子安，在考試之後的醉臥中，夢見自己中了進士，殿試為翰林，便“自念不可不出耀鄉里”，於是大呼長班，長班稍稍來遲，他便驟起撲打，結果摔倒在地。
顯而易見，作者用這個醉夢的境界有力地嘲笑了這類土子。
《續黃粱》中的曾孝廉在高捷南宮之後，聽見術土說他有宰相之分，便興高采烈地說：“某為宰相時，推張年丈作南撫，家中表為參、遊，我家老蒼頭亦得小千把，於願足矣。”
後來在夢中作了宰相，卻變成一個無惡不作的權奸，作者最後也用地獄懲罰了他，並說：“聞作宰相而忻然於中者，必非喜其鞠躬盡瘁可知矣。”
相反，作者對那些不肯向科舉制度低頭，不屑“易面目圖榮耀”計程車子，則給予熱情的讚揚。
《賈奉雉》中的賈奉雉“才名冠一時，而試輒不售”。
後來他“戲於落卷中集其葛冗氾濫不可告人之句，連綴成文”，“竟中經魁”。
可是當他回頭來看這些文章時，卻“一讀一汗”，自覺無顏見人，終於“遁跡丘山”而去。
賈奉雉的入山，說明作者對科舉制度的絕望，卻還找不到當時士子離開科舉之後的出路。
這在《羅剎海市》中表現得更為明顯。羅剎國所重，“不在文章，而在形貌”，而形貌又是以醜為美。
十四歲便有文名而又面目姣好的馬驥在這裡被看作“怪物”。
與羅剎國相反，在作者所幻想的“海市”裡，馬驥被視為“賢才”，“文學士”，得到龍君的賞識，拜駙馬都尉，名噪四海。
作者於篇末悲嘆道：“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彼陵陽痴子將抱連城玉向何處哭也？嗚呼！顯榮富貴，當於蜃樓海市中求之耳!”正說明這幻想的破滅。
此外《聊齋志異》的再一重要主題，是揭露現實政治的腐敗和統治階級對人民的殘酷壓迫。
因為這類作品反映了封建社會的根本矛盾，具有更高的思想價值。
《促織》是揭露封建統治階級壓榨人民十分典型的一篇，由於皇帝愛鬥蟋蟀，以及地方官的媚上邀寵，胥吏的藉端勒索，遂至“每責一頭，輒傾數家之產”。
成名一家便是這無數受害家庭中的一個，這是由於成名因為買不起應徵的蟋蟀，受盡官府的杖責，奄奄待斃。
後來歷盡艱辛，捕得一頭，卻不幸又被兒子不小心弄死，兒懼，啼告母。
母聞之，面色灰死，大罵曰：“業根!死期至矣!而翁歸，自與汝覆算耳!”兒涕而出。未幾成歸，聞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兒，兒渺然不知所往；既，得其屍於井。因而化怒為悲，搶呼欲絕。大妻向隅，茅舍無煙，相對默然，不復聊賴。
可見這就是“天子偶用一物”造成的悲劇。
後來成名的兒子復活，魂靈化為一隻輕捷善斗的蟋蟀，才挽救了一家被毀滅的命運。這隻蟋蟀獻入宮中後，得到皇帝歡
心，?撫臣受名馬衣緞之賜，縣宰也以“卓異”上聞。這不僅進一步揭露了封建
壓榨的殘酷，也充分說明了那些官僚是怎樣飛黃騰達的。
另一篇作品《席方平》則揭露了封建官府的暗無天日，人民在這裡含冤莫伸。
作品寫誠樸的席廉得罪富豪羊某，為羊死後買通冥間的獄吏榜掠而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