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討了宋元樂妓對戲劇進化以及戲曲形成的作用與貢獻，由宋金雜劇伎藝形式的研究入手，闢出樂妓對雜劇的加入、樂妓與宋金元戲曲的扮演、樂妓對宋金元戲曲發展的影響與制約等視角，十分重視文獻文物等資料，多用統計數字說話。
如第一章《基於樂妓問題對宋金雜劇伎藝形式的研究》論述了從金院本到宋金雜劇的伎藝形式；第二章《樂妓與宋金雜劇題材中的女性》從題材角度入手，論證了“妓女劇”的出現使得樂妓參與雜劇的演出不僅僅具有邏輯上的必要，更具有形象塑造方面的便利。
二第三章《樂妓與宋金元戲劇扮演》從宋前的“裝旦”與“女優”說起，認為宋金時期女性參與戲劇的複雜局面以及樂妓對雜劇演出的染指反映了這樣一個歷史事實。
由此可見，當一種新的綜合性伎藝形式開始規模化進入社會生活時，伴隨著伎藝的融合，原來各自獨立的演藝隊伍也發生著分化、混合和重構。
至於第四章《樂妓與歌舞、戲劇表演的本色傾向》從多個層面探究了戲劇“本色”論生成的原因，包括男權文化、樂妓與文人的親和關係、歌舞和戲劇在伎藝形式上的一致和相通、演員材質和伎藝的一致性要求等。
也正是由於對明清兩代戲曲優伶的研究成果十分豐富，且由於筆記史料相對充足，這一部分的研究也較為深入，著作論文均多針對不同劇種而分專題論述。
像是1936年出版的王芷章《清代伶官傳》延續了優伶講述的傳統話語方式，對清代不同劇種的名伶之容止行狀進行傳記式的敘寫，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翔實的資料彙編。
以及譚帆《優伶史》第一章第七節題為《優伶從分散走向聚合》，認為聚合時中國古代優伶的發展大勢，在明清時期得以完成。
“聚合”有兩層涵義：一是古代優伶隊伍向某一種表演藝術形態的聚合，一是優伶的個體素質對於多種表演藝術要素的融合，這也正體現了中國古代表演藝術的發展程序和歷史軌跡。
比如孫崇濤、徐宏圖《戲曲優伶史》《明傳奇諸腔劇伶》、《清代花雅菊英上）》、《清代花雅菊英下）》對明代弋陽、餘姚、海鹽、崑山諸腔及清代雅部包括家班昆伶、職業戲班昆伶、宮廷戲班昆伶）、花部諸劇種的優伶進行了詳細的分述。
而陳芳《花部與雅部》第一部分《清代“花雅之爭”的代表演員及其表演藝術》亦對清代崑腔、秦腔、徽班和京班的代表演員及其各自所擅之藝進行了描述。
此外範麗敏的《清代北京戲曲演出研究》分內廷戲曲演出研究和民間戲曲演出研究上下兩編，對內廷演劇之演員教坊司女優，南府、景山之內學和外學，昇平署之內學）和民間劇壇之演員包括雅部演員和花部演員）的史料記載進行了梳理。
另外，也包括日本學者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第四篇《花部勃興期》中亦提及“蜀伶之活躍”和“徽班之勃興”。
由此可見，對優伶生存狀態的研究，並以此為基點對古代社會的組織、風俗進行社會學的探查，已經受到學者們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果我們梳理當今的研究成果，可以發現其關注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以下五個方面：
首先是在1941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一書中，潘光旦以戲劇界人才入手，從生物遺傳、心理、哲學、教育等角度來觀察和研究中國的人才問題。
潘光旦先生的主要研究興趣在優生學、社會學、性心理學、民族史等方面，致力於開創一種貫通自然、社會、人文三大領域的氣象宏大的學問。
他的其他研究成果如《馮小青——一件影戀的研究》、《近代蘇州的人才》、《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湘西北的土家與古代的巴人》等均是按此路數。
故而在《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一書的弁言中，潘光旦引梁章鉅《浪跡叢談》所云道：
“餘金星不入命，於音律懵然而無所知，故每遇戲筵，但愛看聲色喧盛之出。”
雖然落腳點並不在伶人本身，然而對伶人內部聯姻的血緣關係作了細緻的梳理，提出觀點曰：“內群婚配的結果，當然是把許多所以構成伶才的品性逐漸集中起來，使不至於向團體以外消散，有時候因緣湊合，且可以產生出一兩個極有創造能力的‘天才’來。”
這也為為後來學者的優伶研究開拓了視野，開啟了一條新穎的跨學科研究之路。
其他近二十年來較有代表性的是譚帆《優伶史》第三章中的專論《優伶的來源、血緣和地域分佈》之後的李平君《優伶》第三章《優伶的來源、血緣和地域分佈》基本移用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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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帆將優伶的來源大致歸結為幾種：一是在奴僕中選取體貌端正、嗓音響亮或有一定特色的人教以音樂、舞蹈和滑稽調笑。
二是在戰爭和朝代更迭所獲取的大量俘虜中選擇並降為優伶，三是把罪臣的妻子兒女降為優伶以為懲。
宮廷戲班的演員來自前朝藝人子弟、年輕太監、罪臣家屬以及從民間採買而來的貧家子弟。
家樂戲班的演員則以購買未主要途徑如上海豫園主人潘允端《玉華堂日記》中所載，購買價格依色藝之高下而懸殊不等，從一兩道十五兩均有），進而得出“從整體上來說，中國古代的優伶制度實則是古代奴隸制的殘餘”這一結論。
在對優伶血緣的研究中，譚帆先生主要參考了潘光旦先生的研究成果，並進一步將“內群婚配”的現象個歸結為兩個原因，一是外界對優伶婚姻關係的“隔離”，一是優伶內部本身所固有的“類聚”傾向。
對優伶地域性的研究，譚帆先生認為其是一個內涵比較寬泛的概念，包括“地理位置”、“文化環境”、“歷史傳統”、“經濟狀況”等因素，是一個人才的生態環境問題，並集中筆墨以蘇州為例，論證了“鄉音”、“世風”和“傳統”是一個大量產生優伶的整體環境氛圍。
另外還有孫民紀《優伶考述》第四小節《出身》爬梳了歷代文獻中對優伶的出身狀況的記載，總結出其大致來源有三，即戰俘、罪犯家屬和極度貧困人家。
包括第二十八節《婚姻》亦對優伶的從東漢以前不囿於階層、不限於行業的婚姻方式到後來形成內群婚姻制的歷史程序進行了描述。
王寧、任孝溫2005年出版的《崑曲與明清樂伎》一書，則集中筆墨對源於妓女的明清崑曲優伶作了詳盡的論述。
學者們對優伶生活、從業狀態的興趣向來十分濃厚，然而囿於材料的零散和不足，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並不甚多。
其中譚帆《優伶史》第八章《優伶眾生相》及《優伶：古代演員悲歡錄》第五章《“散點透視”：優伶眾生相》李平君《優伶》第七章《優伶眾生相譜》移用）以通俗的行文語言展現了各類優伶生存狀態。
他的第一節《自賤：扭曲的心靈》承續潘光旦先生在《中國伶人血緣研究》中的觀點，舉例描述了優伶或希冀脫離樂籍或自甘奴役的心理。
而第二節《孤傲：消極的抵禦》列舉了男女優人不慕富貴之例；第三節《反抗：強者的心音》列舉了雷海青反抗安祿山等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