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章中，作者分概說、非優伶之演員、優伶名位與生活、女優、初盛中唐優伶、晚唐優伶、五代優伶七小節對唐五代優伶作了方方面面的論介，對現存不多的唐戲史料進行了詳細的爬梳。
而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指出唐戲演員可分為優伶與非優伶兩類，非優伶類列出帝王、臣僚、紈絝、軍卒、和尚五類，對演員第一身份的界定甚為謹嚴。
並指出女優於唐為盛，故列為專目，指出我國表演全能戲劇之真正女優，乃是至唐踏搖娘而始著。
另外，譚帆還在《優伶史》中《唐代梨園弟子》一節和孫崇濤、徐宏圖《戲曲優伶史》中《唐五代梨園弟子》一節亦有所述，孫徐二人著作中分“初唐散樂的發展”、“盛唐梨園弟子的繁盛”、“中唐藝人的轉變”、“晚唐優伶的演進”、“五代伶官的際遇”五部分對唐五代優伶發展歷程進行了粗線條的勾勒。
至於對宋金元時期優伶的研究，在斷代戲曲史以及分體戲曲史中多有涉及，且有王寧《宋元樂妓與戲劇》一書專論之。
對宋金雜劇優伶的研究，如薛兆瑞《宋金雜劇史》第六章《宋代戲劇文化》第一節《宋代雜劇演員》分宮廷中央樂部機構涉及雜劇者四。
教坊、鈞容直、雲韶部、鼓吹部）、官妓汴京“露臺妓女”）、家樂、樂戶四個方面對宋代以北宋為主）筆記史料中所零星載錄的優伶狀況進行了爬梳。
第十章《金代戲劇文化》第一節《金代戲劇演員》分三期簡述了金代優伶史，前期教坊“借才異代”，以北宋和遼國藝人為主；中期金國培養的教坊藝人開始展露頭角。
末期有魏、武、劉三優馳名天下，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五《院本名目》言：“魏長於唸誦，武長於筋斗，劉長於科泛。至今樂人仍宗之。”
另如徐宏圖《南宋戲曲史》第三章第五節論及宋雜劇的演唱，設一小節專論“雜劇演員”，梳理了《武林舊事》、《夢梁錄》等中所載錄的諸多教坊雜劇藝人和民間雜劇藝人，認為雜劇演員往往一專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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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五節論及南戲的表演，設一小節專論“戲班與演員”，據《武林舊事》、《夢梁錄》、《都城紀勝》、《雲麓漫抄》等筆記以及《張協狀元》、《宦門子弟錯立身》等南戲文字梳理了當時戲班和演員的多種名稱戲班稱“社”、“部”、“色”、“甲”、“班”、“隊”等。
演員稱“倡優”、“伶倫”、“散樂”、“路岐”等），並總結了當時戲班人數不多，每種角色只有一人故而演員務必兼演多個角色的狀況。
對元雜劇優伶的研究，如李春祥《元雜劇史稿》一書雖側重於介紹元雜劇作家作品，對舞臺演出並不甚重視；然而其第十一章則著眼獨特，專寫《張國賓及其他藝人作家》。
根據天一閣《錄鬼簿》的記載，略述了趙敬夫、張國賓、花李郎、紅字李四位藝人雜劇作家的作品，尤其以介紹張國賓《合汗衫》、《薛仁貴》為主。
作者最後得出對張國賓這位藝人雜劇作家的評價曰：“他出身在農村，生活很貧苦，略有文化知識，喜愛雜劇藝術；後入城市，因有一定文化和精於雜劇藝術而做了‘教坊管勾’。”
“由於他植根於農村和市井生活，和社會下層人民保持有密切聯絡，常常從他們的角度來觀察和評價社會生活，因而對貧苦百姓懷有深切的同情，對貧而有志、憑本事博取功名富貴者予以讚揚，對富而好施者給予肯定，對忘恩負義、奪人之功者予以鞭笞。”
“他有鮮明的善惡是非道德觀和進步的歷史觀，在元代雜劇史上，他應該佔有一席地位。”
然而，需要說明，或許由於作者之側重點並不在表演的緣故，對優伶劇作家的論述與對其他型別劇作家的論述無甚不同，似未能注意到其身份之特殊性並加以強調。
包括陳萬鼐《元代戲班優伶生活景況》中亦專設一小節論《雜劇演員作家》，列出了趙敬夫、張國賓、劉耍和、花李郎、紅字李二、春牛張、劉世昌、程繼善等演出兼創作的書會“才人”。
季國平《元雜劇發展史》一書側重於展現元代雜劇的實際演出生態，因此涉及優伶處頗多。
如第三章《大都雜劇的繁榮》中《京師名伶譜》一小節以及第六章《杭州雜劇的繁榮》中《杭州名伶譜》一小節，均是考《青樓集》以及元人詩詞曲文的有關記述輯出。
可見作者十分注重將演員表演納入雜劇形成過程中加以觀照，如寫到大都名伶南春宴“長於駕頭雜劇”時，便提出“大都舞臺出現了演員在表演上專攻某種門類的趨向，標誌著雜劇藝術的成熟”的觀點。
相較於雜劇優伶的研究，對宋元時期的另一劇種——戲文優伶的研究則顯得薄弱。
像是錢南揚的《戲文概論演唱第六》第一章《書會與劇團》中論及劇團規模與演員社會地位等情況，第三章《演唱》中論及演員演出的幾種形式——勾欄演唱、喚官身和請旦。
其中最為重要的論述內容為戲文演出團體的人數與古劇的同異。
作者指出劇團人數，時代愈古則規模愈小，到了南宋時期供奉內廷的皇家劇團也不過五到八人的規模。
按照常理來說，戲文規模較大，劇團人數似乎因該多一些，然而如果考察《戲文三種》和《琵琶記》的登場人數及劇本中對“改扮”的多出記載，可以發現戲文劇團充其量不過十餘人，比古劇大不了多少。
另外，趙山林《中國戲曲傳播接受史》一書的第三章第五節亦專論《元代的戲曲藝人》，主要依據夏庭芝《青樓集》對女藝人的載錄對梁園秀、曹娥秀、珠簾秀、順時秀、天然秀等優伶的容貌、擅長和生平進行了簡略介紹。
亦根據如《南村輟耕錄》等筆記史料以及文人贈序略涉了一些元代男性優伶的情況，並從衣著、婚姻、“喚官身”等演出活動、稱呼、出路等方面論證了元代優伶身份地位之低下。
還有譚帆《優伶史》第一章第六節《宋元路岐人》分民間優伶即路岐）和官方優伶又包括宮廷和官府兩種性質）略述了宋元戲曲優伶的狀態，並指出官方優伶與民間職業優伶之間保持有一定的聯絡，宮廷舉行大規模演出活動時需要從民間抽調大批藝人。
孫崇濤、徐宏圖《戲曲優伶史》中有數章專門論述宋金元時期優伶史貌：《兩宋諸色路岐人》一節將兩宋路岐歸為雜劇藝人、說唱藝人、歌舞與歌舞戲藝人、傀儡戲與影戲藝人等幾類，認為他們為中國戲曲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如發展了敘事體文藝，創造了戲曲的各種表現手段等）。
還有《金元行院與路岐》一章對金元的院本藝人和雜劇路岐的流動性、民間化的生存狀態及其所作出的重要藝術貢獻進行了闡發；《元明戲文子弟》一章講述了元明時期戲文子弟從業餘到專業、從城市到城鄉、從南方到北方的流變行跡及其持久的民間性和本色當行的傳統。
包括專論宋金元時期優伶的有王寧2003年出版的《宋元樂妓與戲劇》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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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書是王寧博士論文《宋元樂妓研究》的下篇，從前代學者或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的娼妓從音樂技能角度則成為“樂妓”）研究入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