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對戲曲的演出內容作了更為詳細而明確的限制，規定戲曲的演出內容必須以傳統封建道德為準繩，不可跨越雷池一步，實際上是將戲曲的演出內容限制在更為狹隘的範圍之內，嚴重阻礙了戲曲的發展。
清人徐珂在《清稗類鈔》中也記述道“雍正丁末，世宗並禁演關羽”。
可以說，禁戲發展到雍正朝，禁戲的條文越來越細化，這表明清代的統治者對於戲曲的禁燬力度也在不斷加大。
這一時期，還提出對演戲主體——演員的懲誡。雍正三年(1725年)條例，“此等褻慢神象神罪也，歷代帝王后妃及忠臣烈士、先聖先賢神像??搬做雜劇用以為戲，則不敬甚矣，故違者樂人滿杖。”
在法律上規定樂人的演出範圍，嚴懲違禁樂人。在宮廷演劇中，雍正帝同樣要求苛刻，演員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招致飛天橫禍。
雍正時期，不得不提的是裘璉之禍。
裘璉(16441729)，字殷玉，浙江慈溪人，清代戲曲家。
康熙年間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旋以年老乞歸。
能詩古文詞，工樂府，擅寫戲曲，著有雜劇《昆明池》、《集翠裘》、《鑑湖隱》、《旗亭館》，合稱《四韻事》及傳奇《女崑崙》等。曾參與纂修《大清一統志》。
裘璉之禍，本非緣於戲曲，但是作為一名戲曲家，其文字之禍實在是離奇非常，也由此可以看出雍正禁戲的一大特色。
雍正六年(1728年)，發生了震驚一時的“曾靜謀反案”。
這個案件中，首犯曾靜在其書中宣稱了雍正的“十大罪狀”，分別是“謀父”、“弒母”、“屠弟”、“貪財”、“好色”等等，這十大罪狀在今天看來，其中有些實在是無稽之談。
但是到了雍正帝那裡，這就成了“流謗”，在他的大力追查之下，查明瞭這些“流謗”風源於發配至全國各地的允禩的餘黨，全國隨之掀起了一場大範圍的清剿“流謗”運動。
這種形勢下，雍正七年(1729年)，裘璉為人控告，說其文《擬張良高四皓書》，意在諷刺“聖祖易儲，為太子允礽所”。
乃是以漢高祖擬廢太子來影射康熙易儲，從而把裘璉少年時的文章與清剿“流謗”的運動聯絡起來，已經八十五歲高齡的裘璉隨即鋃鐺入獄，不久病死獄中。
但實際上，《擬張良高四皓書》乃是裘璉年少時所作，裘璉比康熙大十歲，作這篇文章的時候康熙不可能有廢立之舉。
若說裘璉有丁點兒的叛逆不經思想也好，偏偏他又沒有，他以無辜之身獲罪，冤死獄中，堪稱是有清一代罹患文字禍的戲曲作家中最為離奇的一個。
總的看來，雍正朝禁燬戲曲具有兩大特色
一是查禁戲曲在雍正朝已經不再是目的，更多的時候是達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
雍正查禁戲曲，並非由於其本人反感戲曲，也非他察覺到戲曲中的反滿思想，純粹是處於其政治目的，或者是為了整頓吏治、誅除異己，或者是為了提倡節儉。
現存雍正帝禁燬戲曲史料十七條左右，而強調吏治、節儉的就有十條之多，雍正禁戲的目的由此可見一斑。
二是對戲曲的查禁、打擊力度不斷加強，並且這種打擊是全面性的。
康熙朝禁戲曲還僅僅是針對那些“有傷風化”、含有反滿情緒的作品，宣揚孝子賢婦、鼓吹封建倫理的作品則在所不禁。
雍正雖然自己也稱“至於有力之家，祀神酬願，歡慶之會，歌詠太平，在民間必有所不容己之情，在國法無一概禁止之理”。
“其神仙道扮及義夫孝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者，不在禁限”，但是一旦到了實際禁燬戲曲的時候，雍正帝則以種種藉口，不遺餘力地全面禁演戲曲。
這種特點又與第一點相聯絡，當禁戲成為一種手段的時候，自然不會再有人關注其具體內容，只求發揮其手段的功用而已。
到了清朝的乾隆朝時期，更是到了禁燬戲曲的巔峰。
的確，乾隆即位後，戲曲的禁燬活動也達到巔峰。
乾隆禁燬戲曲，不同於此前三朝。
要知道此前三代皇帝禁戲，雖然力度大、範圍廣，但都是零星而不成體系。
乾隆禁戲，有明確的目的、手段，是有規劃的系統性禁戲，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
以乾隆三十八(1773年)年設立四庫館為限，大致可以分為前後兩期。
前期主要是繼承其祖康熙、其父雍正的舊制，繼續在戲曲活動的各個方面嚴查違禁戲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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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清廷的禁燬戲曲活動也隨之逐步達到巔峰。
這一時期的劇作隨著時代的發展、明遺民的死亡、清朝統治的穩固、以及前代帝王的戲曲禁燬，反對民族壓迫的內容已經不再是劇本的創作的主要思想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