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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具體表現為第一，明廷頒佈的政令主要是透過由上而下層層轉傳的方式來告知民眾。
而在正德之後的政令傳達與執行過程中，當事者往往會對政令內容隨意刪減，致使上級政令因遭過濾而不能完全落實執行。
還有朱元璋對搬演戲劇的規定是“凡樂人搬做雜劇戲文，不許妝扮歷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聖先賢神像，違者杖一百”，。
而魏校在嘉靖初期擔任提學副使時，要求百姓遵守的卻是“不許造唱淫曲，扮演歷代帝王，訕謗古今，違者拿問”。
朱元璋的明文規定，已經被魏校縮減為不許“扮演歷代帝王”。
也就是說，此時演員妝扮歷代后妃、忠臣烈士、先聖先賢神像，似已不在禁限之列了。
並且要說明，其實明朝的政治，在正德之後的吏治已經敗壞到了極為嚴重的地步。
謝肇淛嘗揭露道“上官蒞任之初，必有第二，一番禁諭，謂之通行。大率胥曹抄襲舊套以欺官，而官假意振刷，以欺百姓耳。”
“至於參謁有禁、饋送有禁??然皆自禁之而自犯之，朝令之而夕更之。上焉者何以表率庶職，而下焉者何以令庶民。”
“至於文移之往來，歲時之申報，詞訟之招詳，官評之冊揭，紛沓重積，徒為鼠蠧，薪炬之也資，而勞命傷財，不知紀極，噫!敝也久矣!”
由此不難窺見，當道官員如此敷衍應對政務，朝廷的戲曲禁令不能得到有效執行，顯然已在情理之中了。
第三，由於多種原因，正德之後君臣心理日漸疏離，君主不信任大臣，對之多行罷斥，大臣亦無意於政治，紛紛致仕，導致明廷政權機構官員嚴重短缺。
沈一貫在萬曆二十四年寫給神宗的《催行取及補科道官揭帖》中提到“六科中見在止有掌科一人，署印五人，此外守科僅有四人。十三道中並無一人掌印，只得借巡視京營御史一人暫帶，其外止有巡視光祿一人，巡視五城三人，夫以科道緊要，兩衙門而見在止有此數人。”
這與“祖宗舊制六科給事中多至五十餘員，十三道御史多至一百餘員”的規模相比，官員空缺可謂已經達到了極為嚴重的地步了!官位大量缺，朝廷頒佈的戲曲禁令不能得到有效執行已是必然。
可見明代朝廷制定的戲曲禁令，雖是出於維護皇明皇權統治的需要，但也剝奪了朝臣的個人娛樂與嗜好;所以這些禁令並不能得到朝臣的真心支援。
在有明一代的史料中，很少看到積極響應朝廷推行上述禁令的奏疏。
這充分反映了朝臣消極抵制此項禁令的心態。
正德之後，隨著朝綱混亂，戲曲禁令已難以推行，這無形中廢除了上述規定，致使戲曲編演活動重新興盛起來。
這主要表現為首先，各色人員紛紛加入表演行列。
正德之後，冰封數十年的娛樂行業漸次活躍起來，一些曾經有過仕宦經歷的文人出於喜好，時常粉墨登場獻技。
也有一些豪門望族弟子加入了表演行列，比如秦四麟“為博士弟子，亦善歌金、元曲，無論酒間，興到，輒引曼聲;即獨處一室，而嗚嗚不絕口。”
不過就總體而言，明代士大夫和豪門望族參與戲曲表演的主動性還較弱。
這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他們難以放下傳統文人之儒雅身份，如馮夢禎所言“和尚家作詩，正如秀才家唱曲”，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正統文人對戲曲的不屑心理。
不過，這種歧視態度與其熱衷欣賞這門藝術並不矛盾。
士大夫中痴迷觀劇而失態者，也是常有。
據《遊居柿錄》載萬曆三十一年夏，“伶人演《白兔記》，座中中貴五六人皆哭欲絕，遂不成歡而別”。
第二，身為朝廷命官，任職期間有義務維護朝廷政策，因此對朝廷禁令還是有所顧忌的。
正德之後朝廷雖未重申上述禁令，但並非意味著這些禁令就失去法律效力，也並非承認時人的違制行為是合法的。
有些時候，時人的違禁行為仍然會成為獲罪的口實，如屠隆、臧懋循等人丟官，就糾纏著戲曲編演之事。
而相比之下，遊離於政權之外的下層文人和平民百姓就沒有如此多的顧忌。
像是他們積極參與戲曲編演，有時就可以顯得狂熱而放浪無羈。
張岱《陶庵夢憶》雲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屬、女樂聲伎、曲中名妓戲婆、民間少婦好女、崽子及遊冶惡少、清客幫閒、傒童走空之輩，無不鱗集，天瞑月上，鼓吹百十處，大吹大擂，十番鐃鈸，漁陽摻撾，動天翻地，雷轟鼎沸，呼叫不聞。
更定，鼓鐃漸歇，絲管繁興，雜以歌唱，皆“錦帆開澄湖萬頃”同場大麴，蹲踏和鑼絲竹肉聲，不辨拍煞。
更深，人漸散去，士夫眷屬皆下船水嬉，席席徵歌，人人獻技，南北雜之，管絃迭奏，聽者方辨句字，藻鑑隨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