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第三，的話，嚴禁演員裝扮歷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以及先聖先賢神像。
朱元璋這麼做的目的也顯然易見，那就是為了維護皇權的威嚴。
因為戲曲形態與傳播方式在執法過程中易於直接認定，所以禁燬立法主要著眼於此。
像是現存元代戲曲禁燬法令尚未出現對戲曲刊刻的禁燬，只有《元史刑法志》“大惡”與“禁令”兩條涉及創作者，但其它的基本上都明確宣示對演唱者的懲治。
而戲曲禁燬法令對戲曲生態發展的影響的話，怎麼說呢，以實現對臣民的有效統治，對戲劇演員扮演的角色作了明確規定。
“凡樂人搬做雜劇戲文，不許妝扮歷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聖先賢神像，違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妝扮者與同罪。”
這種強化等級觀念的做法，顯然是為了保護朝廷尊嚴和強化皇權。
因此到了永樂時期，此項政策得到進一步強化。
像是永樂九年七月，刑科署都給事中曹潤等奏“乞敕下法司，今後人民、倡優裝扮雜劇，除但有褻瀆帝王聖賢之詞曲依律神仙道扮、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及歡樂太平者不禁外，駕頭雜劇，非律所該載者，敢有收藏傳誦印賣，一時拿送法司究治。”
隨後朱棣下旨“這等詞曲，出榜後，限他五日都要乾淨將赴官燒燬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殺了。”
《國初榜文》如果說則已經擴充套件到戲劇的紙本，如果說朱元璋對劇目的禁限，還只停留在戲劇的表演傳播;那麼朱棣的限制，那就更為全面了。
包括演員不僅不能妝扮歷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聖先賢神像，如果有人冒禁傳播、收藏內容含有褻瀆帝王聖賢的紙本詞曲，也要遭到株連殺戮的嚴酷懲處。
還有第四，那就是嚴禁官宦蓄養家樂。
此處所謂的家樂，是指家庭主人自行組建、私有的小規模家庭樂班，朝廷賞賜給親王及少數功臣的大型樂部不包括在內。
大家都知道，官妓其實在中國有很長的歷史，早在兩漢時期就有，朱元璋建國之初雖然對各個領域進行了嚴厲整治，但這種制度還是被他保留了下來，並且在京師聚寶門外“建官妓館六樓”。
不過官宦於此娛樂僅限於飲酒聽曲，不得挾娼飲宿，如有違禁者，則“罪亞殺人一等;雖遇赦，終身弗敘”。
明代的女妓除了彈奏唱曲悅人視聽外，還兼操妓業。
為了防止朝廷官員宿奸，朱元璋專門就此作出規定“各處樂工縱容女子擅入王府及容留並軍民旗校人等與將軍、中尉俱問發邊衛充軍。”
事實上朱元璋挾各府將軍、中尉在家行奸妓之禁，既已阻斷了朝廷官員與女妓私密接觸的機會，女妓不能進入仕宦家庭，自然也就消除了仕宦家庭蓄養女樂的可能。
仕宦家庭蓄養女樂遭到禁止，蓄養男樂同樣是不可能的。
一般來講，家樂成員來源有兩類，或由家庭內部成員(諸如妾)自行構成，或由買進的外來人口充任。
朱元璋禁止業外人員涉足劇壇演出、以及禁止倡優與仕宦通婚的禁令，已經阻斷了家樂成員來源的第一條途徑;。
此外，明律又對公侯和品級官員使用奴婢作出明確規定“公侯家不過二十人，一品不過十二人，二品不過十人，三品不過八人。”
《民政》表面看來，官宦使用奴婢屬於合法行為，而實際上這條律令則是朝廷對官宦使用奴婢的規限，即官宦可以使用少量奴婢來完成必要的日常雜務，蓄奴婢以供娛樂顯然是不允許的。
此項規定可謂阻斷了家樂成員來源的第二條途徑。
再者，蓄養家樂需要大量的財力作為基礎，建國之初，朱元璋大肆“芟夷豪族，誅求巨室，於是人以富為不祥，以貴為不幸”。
在這種政治環境下，個人失去了佔有鉅額財富的可能。
再說即使擁有蓄養家樂的經濟實力，也因懼怕遭遇不測而不敢顯富;所以當時實已杜絕了蓄養家樂的可能。
及至宣德年間，此項禁令曾一度放鬆，官宦於妓館娛樂之風漸行。
但因這類行為放浪悖禮，致使朝務多廢，難為朝政所容;因而朝廷很快又重申戲曲禁令。
包括為了遏止此風，在都御史顧佐的奏請之下，朱瞻基下令盡行革去官妓之制。
此番官妓制度的廢黜，昭示明廷禁止仕宦蓄養家樂的堅定態度。
依明代律政，一般前朝制定的政策，尤其是洪武朝制定的政策，往往會成為後朝恪守的準則。
朱元璋生前對此曾做出明確要求“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為不刊之典。即位以來，勞神焦思，定立法制，革胡元弊政。至於開導後世，復為《祖訓》一編，立為家法，俾子孫世世守之。”
可見明初對戲曲所作上述禁令，本意是要確定朝廷管理戲曲的主要依據。
但到了正德之後，由於綱紀嚴重廢弛，這些規定再也無法被嚴格推行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