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翻譯有力地批判封建保守派的陳腐思想，和洋務派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思想界的改良運動。
1898年，嚴復在《天演論》卷首的《譯例言》中提出了自己的系統翻譯標準“信、達、雅”
嚴復的三字標準其實早在支濂的《法句經序》中即己全部出現，其實這三個字都可以在儒家和道家經典中找到源頭，而支濂序中也引用了老子、孔子作為其立論的依據這說明中國傳統譯論的理論理基礎離不開文化典籍，而且說明翻譯理論是可以並不斷髮展的，對於信、達、雅的關係，他闡述到“凡此經營，皆以為達;為達，即所以為信也。”
至於雅，他在本問第三級中講到易日“修辭立誠”。子曰“辭達而己。”
嚴復的“信、達、雅”三字理論繼往開來，言簡意賅，影響深遠。梁啟超說“近人嚴復，標信、達、雅三義，可謂知言。”
郁達夫說“信、達、雅三個字，是翻譯界的金科玉律，盡人皆知。”
周作人也說“信、達、雅三者為譯書不利的典則，至今懸之國門無人能損益一字，其權威已是確定的了”。
因此綜觀我國現代譯論史，嚴氏的三字標準為後來的譯論提供了批評的基礎和改造的前提沈蘇儒先生曾有專著論述嚴氏的標準。
所以嚴復的“信、達”兩字得到翻譯界的普遍認可，但其“雅”經常受到後人的批評。
嚴氏的“雅”實指古文中的“雅言”，從文體上講指“先秦之問題。”
嚴氏指出，他使用古文體翻譯《天演論》，其目的是“吾譯正以待多讀中國古文之人。使其目睹中國之古書，而欲穆販吾譯者，此其過在讀者，而譯者不任受責也，??”
嚴復對漢英兩語都有深入研究的譯文基本上採用意譯，早期譯文比求“信”為主，各國翻譯常採用日文翻譯法，還論述了他的“達旨”譯法後期則更多采用意譯，譯文取明深義，故詞句之間，時有所顛倒附益，不僅僅於字比句次，而意義則不信本文。題目達旨，不雲筆譯，取使發揮，實非正法。??
作為一名有責任心的譯者，嚴復常常力“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他反對機械的直譯，提倡為“信”而“達”的意譯，內容忠實譯筆流暢，曾受到吳汝倫的高度譯價“鋟鋟然與晚周諸子相上下”。
嚴復譯說好用漢以前字法句法，想與晚周諸子相上下;也偶然仿用佛書體;不肯自創體裁，如後漢、東晉、六朝、隋、唐人譯佛書一樣，這自然是他的缺點。
不過他在當日要灌輸一班老先生一點西洋思想，則不得不用古雅的文章來譯，叫他們看得起譯本，因而看得起西學。這也是他譯書的一點苦心。
梁啟超對嚴復翻譯“文筆太務淵雅”給予質疑“刻意模仿先秦文體，非多讀古書之人，一番殆難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宜。歐美、日本諸國文體之變化，常與其文明程度成正比。況此等學理之書，非以流暢銳達之筆行之，安能使學受其乎，著以之業，將以播文明思想於國民也，非為藏山不朽之名譽世。文人結習，吾不有為賢者諱矣。”
維新人士中有對翻譯事業發展做出貢獻的還有張元濟、蔡元培、高風謙、羅振玉、王國維等
就像張元濟，字筱齋，號菊生，浙江海鹽人，近代出版家。
甲午戰爭後痛感國家積極弱，待振興，毅然參與康有為、梁啟超組織的“保國會”和“強學會”活動，提倡改革和學習西方。
1897年9月他曾與工部主事夏偕復、內閣中書陳懋鼎、一儀通等人上書總理衙門，要求批准他們在京創辦“通藝學堂”，後因戊戌變法失敗停辦。
隨後他任上海南洋公學(今上海交通大學前身)譯書院院主持印製出版了嚴復所譯宓克《支那教案論》、亞當、斯密的《原富》。
在1902年初，他又進商務印書館工作，先後任編輯所所長、經理、監理、董事長等職。
不僅開拓了我國的出版業，而且在他主持下，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大量翻譯著作，包括嚴復所譯外國政治經濟學著作和林紓所譯外國文學名作，以及英人翟理斯和韋勒所譯《英譯中國詩歌選》(英漢對照)，併為其做序，1939年他出版了應溥全譯的《德詩漢譯》一書，並做序言，其中談到了他對直譯的看法??竊嘗聞其緒論，謂譯詞章家言，最為不易。蓋詞章由文字而生，文字已移，詞章何所附麗，牽強附會，必有害志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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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有他“直譯”之說者，關節脈脈，一仍其朔，僅摘其所涵之實義，易以相對之辭，詰屈贅牙，不可卒讀，即讀之亦如墜五里霧中。此窮而是遁之術，自欺欺人，未可為訓者也。
蔡元培就更不用說了，民國史上響噹噹的人物，字鶴卿，號習民，浙江紹興人，我國近代具有愛國思想的教育家和民主革命家。
甲午戰爭後開始接觸西學，曾任職於張無濟主持的上海南洋公學譯院，並與其創辦《外交報》。
1920年創辦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多次參與反對清政府的革命組織活動。1912年任職於袁世凱的臨時政府。
1913年到法國勤工儉學，組織華法教育會。
1916年冬回國，1917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
蔡元培主持北大工作時，提倡“思想自由”、“相容幷包”邀請出洋留學的著名人士，如胡適、王國維、陳寅恪，章鴻銘、吳宓、傅斯年等到北大任教，使北大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搖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