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他病逝於香港，曾致唁電讚揚他為“學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對翻譯事業的貢獻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重視中國譯學的建設，1901年，蔡氏任職於南洋公學譯館時曾參與創辦《外交報》，並撰文《譯學》。
他批出“譯學二別一政界之事，一學界之事。”
他的政界譯學指的是與外交有關的翻譯工作。他回顧我國從周朝至近代的翻譯史，指出，進入20世紀後，“公法大明”，應懂得“苟其保自主之權，申善鄰之義，國無大小，號回平等”。
交涉上野之程度，即為其國安危之所繫。
而我國職外交者，或通語言而昧政策，或究政策而絀語言，蟄巨相依，事多隔閡。此譯惟丞也。
至於學界之譯學，指的是學術性翻譯。他回顧我國的學術翻譯史，指出我國譯學尚處於初級啟蒙階段，歐美各國傳教士在我國傳教，日本佛教在我國傳播，皆以其國語言譯之，我國的學術學教界也應重視譯學的發展。
從政治和學術兩個方面來談譯學，蔡元培的觀點對於我國譯學理論的發展，特別是建立有中特色的翻譯研究，有獨特的借鑑意義。
還有就是重視譯才的培養。
以及提出“橫譯”、“縱譯”的概念，擴充套件了翻譯的含義，併為後業的新文化白話運動提供了理論依據。
1906年蔡氏在北京譯學館的國文學講義中指出“??而吾既習慣於吾國之文，則於讀書聽講之際，不知不覺間接於國文，而後領會，此其所以為詳也。”
關於“縱譯”與“橫譯”，蔡氏認為導域語言的翻譯為“橫譯”，古今語言的翻譯為“縱譯”。
並認為由意識而發為語言，這也是一種翻譯(蔡氏稱為“一譯”)蔡氏的論述可與現代語言學家雅各布遜的翻譯三分法(語際翻譯、語內翻譯、符際翻譯)做以對比，充滿哲理性，對我國的譯學理論研究有一定借鑑意義。
王國維的話，字靜安(庵)，又字伯隅，號觀堂，浙江海寧人，從小接受傳統教育，走科舉之路，後因甲午戰敗，轉學西學。
1898年進《時務報》做校對，後受羅振玉資助到日本留學。1907年羅又舉薦到京任職。
辛亥革命後隨羅氏留亡日本，1916年回國，後入清華園從事研究工作，1927年投頤和園昆明湖自殺。
王國維的學術視野非常廣泛，在史學、考古學、哲學、文學等領域都有建樹，對於中國近代譯學也過突出貢獻。
1905年4月，王國維在羅振玉創辦的《教育世界》上發表論文《論新學語之輸入》，最早從思想方法比想和思想發展史的角度形容翻譯。他在文章中開頭指出“近年，文學上有最著之現象，則新學語之輸入是陽。夫言語者，代表國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廣狹，視言語之精粗廣狹惟為準。觀其言語，而其國民之思想可知矣。”。
中國人偏於實際通俗，幫不善於邏輯思維和語文文法，不善於分類和抽象;西方人過於抽象，“往往泥於名而遠於實，此歐洲中世學術一大弊。而今世之學者猶或不免焉。”
由於不同的思維特點和方法，王氏指出“故我國學術而欲進步乎，則雖在閉吳獨立時代，猶不得不造新名，況西洋之學術而入中國，則言語不足用，固自然之勢也”。
面對不斷湧入的西學觀念，日本所造西語之漢文也以侵略之勢而侵入我國文學界。
王氏對日本譯名採取了實是求是的態度。日人之定名，亦非敬焉而已。經專門數十家之考究，數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也。
用日人之譯名可以免去重新創造之麻煩，而且便於兩面三刀國學術交流。
像是1970年10月至12月，王氏還在上述雜誌發表了《書辜氏湯生英譯〈中庸〉後》一文，後被重刊於《學衡》第43期針對章氏屈意改造原文中的名詞迎合英國讀者的做法，王國維認為翻譯哲理性傷品(如《中庸》)要注意概念要嚴密性，要忠於古人”。
他指出辜氏翻譯有兩大弊病，一是“過於求古人之說之統一”，二是“全以西洋之形而上學釋此書。”前病失於古書之意義;而後病失之於增古書之意義。
“吾從之譯古書，如其量而止則可矣。或失之減，或失之增，雖為病不同，同一不忠於古人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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