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需要說明，在文學方面，梁啟超一方面受黃遵憲、龔自珍、魏源等人的影響，致力於詩界革命，提倡新詩形式，白話文體來實現文體的改良，普及文學藝術。
而另一方面，又強調翻譯西方政治小說，強調小說的怡情益智功能與廣泛的教育之益，他撰寫的《論小說與群治關係》中寫到“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宗教;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何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
“......而諸之之中能極其有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說若。故曰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也～”
“抑小說之支配人道也，復有四種力一燻，.....二曰浸......，三曰刺......四曰提.......。”
“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
此外，他還創辦《新小說》、《新新小說》等刊物，鼓勵小說的翻譯，他還於1898年12月23日在《清議報》上發表《譯印政治小說序》，提議譯者可以透過翻譯“政治小說”來直接參與政治鬥爭。
他的學術思想對此後的翻譯文學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並且梁氏還翻譯過拜倫的詩，是譯介拜論的第一人，胡適在《哀希臘歌序》中說“此詩之入漢文，始於梁任公之《新中國未來記》小說。”
並且梁氏對翻譯之貢獻還在於20年代初整理並總結我國古代佛教文化史，撰寫《翻譯文學與佛典》、《佛典之翻譯》、《佛教之初輸入》、《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反動與先驅》等重要論文，對於後來的翻譯研究有重要作用。
包括梁啟超先生還重視我國翻譯史的建設工作很有借鑑作用，1921年7月，他在自己主持的《改造》雜誌上開闢了《翻譯事業之研究》專欄，發表了自己的《中國古代之翻譯事業》、鄭振鐸的《俄國文學史中的翻譯家》、蔣百里的《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翻譯事業之先例》，顯示了他的遠見卓識。
除了梁啟超先生外，甲午戰勝失敗給我國翻譯史上催生的另一位翻譯家就是嚴復先生了。
他以自己的翻譯實踐開闢了我國翻譯史上的新篇章，而且他的“信、達、雅”三個字標準也開闢了我國翻譯理論史研究的新篇章。
馮友蘭認為，嚴復譯書之所以能風行全國，有三個原因第一是甲午戰爭中國敗於日本，又接連遭到西方的侵略;喪權辱國，這些時間震破了中國人相信自己的古老文明的優越感，使之產生了解西方思想的願望。
第二個原因是嚴復在其譯文寫了許多按語，將原文的一些概念與中國哲學的概念作比較，以便讀者更好地瞭解。
第三個原因是，在嚴復的譯文中，斯賓塞、穆勒等人瞭解的現代英文卻變成了最典雅的古文，讀起來就象是讀《墨子》、《荀子》一樣。
中國人有個傳統是敬重好文章，嚴復那時候的人更有這樣的迷信，就是任何思想，只要能用古文表達出來，這個事實的本聲就像中國經典的本身一樣地有價值。
嚴復先生的話，福建侯宮(今閩侯)人，初名體乾，後改名宗光，字又凌登仕後改字幾道，自幼學習儒學1867年進馬江船改學堂，學習課程除封建典籍和英文外，還包括數學、物理、化學、天文等。
畢業後到軍艦上實習，到過新加坡、檳榔嶼、臺灣、日本等地。
1877年被派往英國格林尼茨海軍大學留學，廣泛涉略西方哲學、文學名，形成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
1879年回國後任北洋水師學堂教習等職。
甲午戰爭清政府的慘敗激發了他的愛國熱情，於是決定譯書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
像是1897年他發表了譯著《天演論》，首次給中國思想界帶來了“適者生存”的進化論思想。
隨後，他又翻譯了亞當斯密等人的《願富》以及《群己權界論》還有《群學肆言》和《法意》《社會通詮》《名學淺說》等等，從哲學、經濟學、政治學、倫理學、法學、邏輯學等各個領域為我國的學術體系奠定了基礎。
在談到嚴復的翻譯時，康有為說他“譯《天演論》，為中國西學第一者也”(《與張之洞書》);蔡元培說“五十年來介紹西洋哲學的，要推侯官嚴幾道為第一。”
而且嚴復先生的翻譯有著極強的目的性，顯示出了他極為敏銳的思想光芒。
如1894年甲午戰爭失敗後，發表了許多論文闡述他的維新思想，他開始翻譯《天演論》，如《論世變之》《原強》《救之決論》《闢韓》等等。
在《譯〈天演論〉自序》中寫到“於自強保種之事，反覆三致意焉。”作為一名愛國主義者，他以鼓動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為己任，將自己的翻譯和學術研究與對時事的批譯結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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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翻譯的主要動機在於求“自強”從根本上覆蘇中國古國，使炎黃種族免於滅亡之災。
1903年，他在擬定《京師大學堂譯書局章程》時，強調翻譯宗旨為一日，天論名智，不主故常;二日，敦崇樸學，以棣貧弱;三日，借鑑他山，為求進步;四日，正名定義，以杜雜龐。
此外，他還以準時勢仔細審定每一部書，有的放矢。
如他譯《群己權界論》和《社會通詮》是為了介紹西方的人權觀念和社會制度;譯《原富》是為了介紹西方國家的社會經濟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