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上海《強學會章程》寫到：道莫患於塞，莫善於通，互市者，通商以濟有無;互譯者，通士以廣問學。嘗考講求西學之法，以譯書為第一義。......欲令天下士人皆通西學，莫若譯成中文之書，俾中國百萬學人從能解，成才自眾，然後可給國家之用。......曾文正公開製造局，以譯書為根，得其本也。”
此後到了1898年1月，康氏自光緒帝進呈《日本變政考》和《俄彼得變政記》兩書，強調透過日本、俄國學習西方，就近翻譯日本大書籍對我國變法的有利性和重要性若因日本譯書之成業、政法之成績而妙用之，彼與我同之，則轉譯輯其成書，比其譯歐美之文，事一而功萬矣。
此外，康氏還透過“萬木草堂”講學，創辦《萬國公報》等不斷接觸西學，在嚴復譯《天演論》之前最早接觸到進化論思想和盧梭的“民權”論，對於以後中國思想界革命產生深遠影響。
而和康有為齊名的，就是梁啟超了，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維新派的另一位首腦人物。
同時也是我國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也是近代文學史和翻譯史上不可忽視的學問大家。
在1889年時，梁氏離開廣州到北京考試，落選後回途經上海購得《灜環志略》一書，以及上海江甫局所譯西書，從此開始接觸西學。
到了1890年，從學於康有為，從此他開始踏上變法維新，新學救國的政法文化歷程。
6年後梁氏著文指出，1890年是他生活中一個分界線，“啟超自十七歲頗有怵於中外強弱之跡”。
此後1894年甲午戰爭失敗，梁氏頗受觸動，他積極投身於老師康有為發起的維新運動。
到了1895年他參加了“公車上書”，後又參與康氏的“強學會”;1896年與黃遵憲等人創辦《時務報》，並任主筆。
梁氏的維新思想第一方面受康氏影響，政治上是保守派，要求“君主立憲”，受西學的“進化論”和“民權”論影響，重視“以群為體，以變為用”，強調“興民權”、“開民智”注意提高人們的文化素質，他倡導的“詩界革命”、“小說革命”以及白話文體都是為其政治理想服務的。
梁氏認為翻譯西書是教育國民廣開才智的最重要途徑。
所以1896年他在《西學書目表》一書中，收集鴉片戰爭後到1896年的譯著共341種，他將書目分為三類一、日學，二、日政，三、日教(指宗教)，另附以雜類。
同時還在其中寫到“國有欲自強，以多譯西書為本，學習欲自立，以多讀西書為功，此三百種者，擇起精要而讀之，於世界蕃變之跡，國土遷異之原，可以粗有所聞矣。”
後面又到1896年6月，他在為刑部侍郎李端棻起草的《奏請推廣學校設立譯局報折》中寫到“兵法曰‘知已知彼，百戰百勝’......”
由此可見，梁氏的譯書策略已由以往對“器”、“末”、“技”的追求上升到對“道”、“本”、“藝”的強調，譯書首先要重政事，能救國家之危機，其次要新，透過翻譯瞭解西方最近的科技發展趨勢，1897年，梁氏又在《變法通議》中專設一章《論譯書》，專談翻譯事宜。
他首先陳述了時局之危難，以往譯西書不足，並引用馬建忠關於當時翻譯界的弊病論述，進而指出“今日而言譯書，當首立三義一曰，擇當譯之本;二曰，定公譯之例;三曰，養能譯之才。”
關於翻譯內容的選擇，梁氏認為“西人之所強兵，而所以強者不在兵”，各種學科書籍都需要翻譯，而翻譯應“先後緩急，亦當有次”，而“同一門類的書，則當於數書之中，擇其佳看，或擇其後出者”關於譯名問題，他指出“譯書有二蔽一曰循華文而失西義，二曰循西文而梗華讀(異化)......”梁氏認為翻譯應以傳義(歸化)為主，而不應拘泥於原文的結構，為傳其義，可以靈活而為之，即“靈活的忠信”。
關於譯才的培養，他支援馬建忠的提議，提出“欲求譯才，必自設翻譯學堂始。”
“凡譯書者，於華文、西文及其所譯書中所方專門之學，三者具通，斯為上才;通二者次之;僅通一則不能以才稱之。”
他還強調翻譯日本書，學習日文的重要性“日本自維新以後，銳意西學，彼翻譯中之書，要者略備，其本國新著之書，亦多可觀，今誠能以習日文以譯日書，用力甚鮮，而獲益甚巨。......”
1897年秋，梁氏在上海集資自辦“大同譯書局”。
10月16日他在《大同譯書局敘例》中寫到“譯書真今日之急圖哉～”“及今不速譯書，則所謂法者，盡成空言，而國家將不能收一法之效～”
“本局首譯各國變法之書，及將變未變之際一切情形之書，以備今日取法;......”
1898年9月戊戌變法失敗後，梁氏避難於日本，他又興辦《清議報》、《新民叢報》傳播東亞學術，強調翻譯日書的重要性，從此後，梁啟超與嚴復、黃遵憲、歐渠甲等人，透過翻譯廣泛而通俗地介紹和引進了西方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時期的各種理論流派、代表人物及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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