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論可見，在華外國傳教機構的譯書要蓋各種學科，為中國人瞭解世界提供了一個重要渠道。
第四、甲午戰爭至五四運動前的翻譯活動(翻譯文學社會思想作品及文學作品的翻譯，西學輸入的第三次高潮)。
1894年甲午戰爭清政府戰敗於日本並簽訂《馬關條約》。
從此陷入了更深的政治危機和文化危機。
中國知識分子在此當機完全對清政府失去信心，以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為代表的維新派高舉“救亡國存”的大旗，登上政治舞臺。
他們呼籲變法，新政，要求清政府接受君主立憲方案，由此蘊釀了一場震動清廷的“戊戌變法運動”
康梁的變法維新思想是對早期維新思想的繼承與發展，洋務運動之後，具有維新思想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馮桂芬、王韜、薛福成，馬建忠、鄭觀應等與洋務派官僚思想逐漸對立，並最終分離出來，成為康、梁的思想先鋒。
這批知識分子大都到海外遊歷，精通外語，瞭解西方國家以及日本富國強兵的秘決。
他們聯合起來，上書清庭進行變法，走一次“明治維新”的道路。
他們認為“要救國，只有維新，只有學外國??”康有為、梁啟超等非常重視翻譯，不但要譯西方的，還要大量翻譯日本書。
這一時期的翻譯史特別顯示了翻譯的政治作用，並且對中國思想、文藝界的更新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中國的儒學逐漸弱，西方新學開始登上歷史舞臺，達爾文的進化論和盧梭的民權淪的譯介給中國思想界帶來變化。
體裁和形式來看，本期翻譯呈以下幾具特點翻譯的內容從科學轉變，從追求科技進步到思想革命;文學作品，特別是小說翻譯的興趣，顯示了文藝作品的怡情益智的社會功能;翻譯內容包括經濟、法律、哲學、進化論、政治、邏輯學、文學等等，而且著重於新民德開民智移民風;翻譯語體由古文文體向白話文體轉變;翻譯過程主要由國人完成，而且從事翻譯的多位文人儒士，翻譯沒在從政背景形式包括合譯，獨立翻譯，節選、編譯等多種形式並存，而且譯者多借翻譯抒發自己的政治理想，對時局發表評論，對譯文形式操縱比較明顯。
蘇曼殊的譯文，林紓的譯文序言、嚴復譯文使用古文文體，加按語等等，翻譯的宗旨為救國。
比如嚴復在《原強》中闡明“是以今昌之要政，統於三端一曰，鼓民辦;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
翻譯引發的社會變革已由一場政治革命演變成一次文學革命和資產階級文化革命。
龔書鋒主編的《近代文化概論》中指出“近代文化的發展變化始終同政治變革、救亡圖存密切結合”。
還有就是大名鼎鼎的康有為了，康有為原名祖治，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人，出身於官宦世家，自幼習儒學，鄙視程朱理學，愛好陸(象山)王(陽明)之學。
1879年遊香港，接觸西方資本主義文化，1882年到上海研讀各種西學譯著，深受啟發，並萌生變法救國的愛國熱情。
1888年10月第一次上書光緒皇帝，請求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推廣西學，實行新政，但受到保守派阻繞沒有成功，但從此康氏成為維新思想人士的領袖。
隨後在廣東創辦“萬木草堂”，培養維新力量。
特別是1894年，甲午戰爭失敗，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給了康有為革命的熱情。
當時他利用參加會試的機會，讓學生梁啟超號召全國參加會試的1300多名舉人聯名上書清帝，要求拒絕簽約，遷都抗戰，變法圖臺。
這就是聞名中外的“公車上書”。
在這封奏呈中，康氏系統聞名了他的變化綱領，並建議國家成立“使才館”，培養通曉各國文字、風俗約章的外交人才，使其到外國遊歷，或作為公使或領事隨員，以改變“而今使才未養，不諳外務，重辱國體......”的局面。
同年8月，他又與文延式，陳熾等人在北京組織“強學會”，翻譯國外的科技書籍。
這章沒有結束，請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
同時還創辦《萬國公報》、《中外紀聞》等報刊，翻譯國外情報和資料。
1895年11月康氏又在上海發起“上海強學會”，提倡譯印圖書、刊佈報紙、開大書藏、開博務院。
在康氏看來，譯印圖書為學習西法第一要務，而且他還主張譯書要先後緩急，先譯與思想有關的政治法律及各種學術之書，其次才是洋務派強調的兵工技藝、聲、光、電、化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