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基礎上，市鎮外來僱傭人員逐漸增多，其地域來源主要有兩個層次：一是來自本地鄰近府縣。
明後期嘉興府崇德縣石門鎮榨油業發達，因本地勞動力不足，鎮上的油坊常常“募旁邑民為佣”，所僱傭的工匠總數經常有800多人。
湖州府歸安縣雙林鎮油坊的僱工，有相當部分來自同府的長興縣，“籍則長興及江寧為多”。
前文提及的盛澤、濮院之類的絲織業市鎮，其專業生產和經營活動中僱傭鄰近府縣工匠和相關人員的現象更為常見；二是來自江南其他地區的府縣。
明嘉靖年間，沈濟從湖州府遷居嘉興府桐鄉縣爐頭鎮，創設沈亦昌冶坊，所僱“冶工均無錫人”。
到了清代中期，雙林鎮各皂坊的僱傭人員有數百人，絕大多數是安徽涇縣人；其油坊的僱傭人員部分來自同府長興縣，部分屬於江寧籍；至於酒坊，則大多僱傭紹興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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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興府濮院鎮，“典當司櫃多徽州人，成衣、木局多寧波人，鑷工半句容人，染坊、銀匠多紹興人，漆工多江西人”。
康熙初年，松江府楓涇鎮有很多佈局，“局中所僱的染匠、砑匠，皆江寧人”。
蘇州府盛澤鎮的練坊、染坊、踹坊，從明末清初紹興籍人的陸續遷入起，“數百年來，皆為紹興人專利之業”。
外來僱傭人員的不斷增加，既反映出江南市鎮經濟的發展活力，也折射出市鎮社會的開放性和包容性。
不過，在工種的選擇上，外來僱傭人員大多處於劣勢。
前文提到部分市鎮的染匠、踹匠、油坊工匠之類多為外地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由於這些工作比較苦累，本地居民不願應僱，只能招募外來人員。
至於江南市鎮僱傭群體的職業結構的話。
前文好像已經簡單的提到過了，工商業的專業化是明清時期江南市鎮經濟發展的一個突出特點。
“士農之外，惟工自食其力，古稱三百六十行，又稱一百二十行。”
與此相聯絡，市鎮僱傭群體在職業結構上也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
從職業性質的角度講，明清時期江南市鎮的僱傭群體可分為體力類、技藝類和管理類三部分。
體力類僱傭人員主要以體力謀食，從事絲、棉業中的練、染、踹，榨油業中的杵油，以及貨物搬運等之類的工作。練坊“皆男子事”，
練手負責煮、漚、曝、炙等工序，杵油工“須壯有力者”，砑匠“非精壯而強有力者不能”，腳伕“資其力，肩挑揹負”。
枟木棉譜枠詳細記載了踹匠的工作情形：“有踹布坊，下置磨光石版為承，取無色布，卷木軸上，上壓大石，如凹字形者，重可千斤，一人足踏其兩端，往來施轉運之，則布質緊薄而有光。”
從這段材料我們可以看到，踹布時腳踏的是重千斤的凹字形大石頭，且要左右運轉，力大者方能轉動。
體力類僱傭人員除了有強壯的身體條件，還表現出一些共同的社會特點：一是出身大多十分貧困，幾乎都屬於窮民階層；二是恃勇好鬥。
康熙年間，蘇州府的踹匠“皆系膂力兇悍之人”常常聚眾肆橫。
楓涇鎮的染匠、砑匠往來成群，擾害閭里的事情經常發生。
石門鎮的油坊工人“恃勇好鬥，擎拳攘臂，良民畏之”。
三是人員混雜，遊手生事之徒、地棍流氓、逃犯都有。
技藝類僱傭人員以專業技能謀生，主要從事具有一定技術要求的工作。
江南市鎮的絲業和棉業尤為發達，形成了高度專業化的產業分工體系。
就絲業生產和經營活動而言，其絡絲、紡織、牽經、刷邊、運經、扎扣、接頭等工序，都需要僱傭有專門技能的工匠；綢行收購產品時，則僱傭專業人員辨別綢質的好壞，判定價格的高低，時人稱之為“看莊”。
棉業也是如此，“漂布、染布、看布、行布各有其人”，其中布行負責看布的被稱為“賈師”。
在其他行業，同樣有不少技藝類僱傭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