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要知道經歷了自宋朝以來的長期發展，從明代中後期起，江南市鎮開始走向全面興盛，不僅數量大幅增加，個體空間規模不斷擴大，更值得關注的是工商業的空前發達，商品經濟躍上了一個新的水平。
如果有一份當時的清明上河圖的話，大家便可以看到，哪裡各市鎮手工作坊和商業店鋪林立，四方商賈負資雲集，商品生產和流通活躍。
而且蘇州府盛澤鎮、嘉興府濮院鎮和王江涇鎮都是典型的絲織業專業市鎮。
盛澤鎮在明嘉靖年間“居民百家，以綢綾為市”，進入清代以後，發展為“日出萬綢，衣被天下”，交易額“日逾萬金”的巨鎮。
而濮院鎮除明清之際因戰亂人口一度減少外，其居民一直在萬戶以上，機杼之利，“日生萬金，四方商賈負資雲集”。
包括王江涇亦是“煙戶萬家”的巨鎮，其居民“多織繒為業，日出千匹，衣被數州郡”。
松江府楓涇鎮、朱涇鎮則是著名的棉業市鎮，鎮上棉業經營商家繁多。
“前明數百家布號，皆在松江楓涇、朱涇樂業，而染坊、踹坊，商賈悉從之。”
自然，發達的工商業，顯而易見的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員參與其中，僱傭群體的規模也不斷發展壯大。
在許多市鎮，僱傭人員逐漸形成了頗為龐大的社會群體。
像是在明朝後期，石門鎮油坊僱傭的工匠就有800多人。
到了清康熙初年，朱涇鎮上佈局所僱的染匠、砑匠數量很多，僅當時發生的踹匠與鎮民衝突事件中，死去的踹匠就有數百人之多。
此後清代中葉，濮院鎮的絲業練染作坊，“每坊佣者數十人”。
而盛澤鎮僅從事絲織業的僱傭人員就有數千人。
史載：“中元夜，四鄉佣織多人及俗稱曳花者約數千計，匯聚東廟並升明橋，賭唱山歌，編成新調，喧闐達旦。”
黃溪市絲織業發達，入清後，“機戶益多”，“僱人織挽”之風頗盛。
雙林鎮上有皂坊、黑坊、膠坊多家，僅皂坊僱工就多達數百人。
不斷增大的市鎮僱傭群體，就其地緣結構而言，可以分為本地人員和外來人員兩部分。
本地人員主要是指來自周邊鄉村地區的僱傭勞動者。
隨著江南眾多絲織業和棉織業市鎮的興起和興盛，使得原本作為家庭副業的絲織業和棉織業越來越多地轉變為農民的主業。
農民除了自己紡織外，還受僱於市鎮的機戶進行絲綢和棉布的生產、加工。
濮院鎮，“機戶自鎮及鄉，北至斗門，東至泰石橋，南至清泰橋，西至於永新港，皆務於織”，四鄉皆以絲織為業，“間有業田者，田事皆僱西頭石門、桐鄉縣界）人為之”。
機杼成為了濮院鎮周邊鄉村居民的生活所寄。
他們“生平足不出里巷，目不見外事。衣於是，食於是，盡其力而終身焉，非止”。
唯亭鎮蔡顧巷，“比戶習織，工匠各有專頭，計日受值。匠或無主，黎明林立，以候相呼，名曰換找”。
因此康熙年間，常熟縣城鄉鋪戶染手雖不抵蘇松一大店，但“開張染鋪，僱倩一二染手，必系土著始留”。
雙林鎮染包頭絹的黑坊和染五色裱綾的膠坊，其僱工均為本鎮人。
這些有著專業技藝的本地紡織工匠，在市鎮絲綢、棉布的生產活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此外，市鎮商品流通的活躍，需要大量從事搬運工作的腳伕，其中有相當部分是本地人。
部分市鎮還出現了由本地腳伕組成的幫會組織，並禁止外來人員入幫，“惟外來流民，不得夥入扛幫”，目的在於保護工作崗位。
本地僱傭群體的發展壯大，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以市鎮為核心的農村商品經濟的興盛和僱傭關係的常態化。
市鎮工商業的發展使得本地勞動力短缺，需要吸收外來的勞動力。
與之相聯絡，從明代中後期開始，江南人口流動進入一個發展的高峰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