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10日上海《大晚報》刊登一篇俞覲撰寫的《常熟農村現狀調查》，從另一個側面證實了陶煦的觀點。
該調查報告指出“田面權是與地主所有權並行的，與所有權分離而獨立存在。田面權屬佃農所有，其轉移價常較(田底)所有權為高。
如現在田畝所有權(田底權)的買賣，每畝稻田最高三十元，田面權尚值六十元;棉田(田底)所有權最高二十元，田面權值三十元”。
田麵價格明顯高於田底價格，如果田面權僅僅是使用權(永佃權)，那就難以理解，為何使用權價格反而高於所有權價格?
田面權價格高於田底權價格，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種變化，問題就在於，隨著工商業的發展，城市化的加速，耕地日益減少，田面權愈加顯得珍貴。
因為田面所有權人有經營土地的權力，而田底所有權人只有收取地租的權力。
關於這一點，30年代有的學者在考察了蘇州、無錫、常熟農村後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如此寫道“所謂田底田面，同時因其所有主體不同，亦有田底權、田面權之分，前者歸地主所有，後者歸佃戶所有。田底權固為產權之一種，田面權因有獨立之價格，所有者可以自由買賣，故亦為產權之一種”。
“該田底面制其最大之特點在此，即田底田面權之分裂，而田面權為產權之一種，而可以移轉變更，比之其他租佃制度下佃戶所有之佃種或耕種只能使用或收益者，判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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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面權並非永佃權的另一最有力證據，是民國初年的《民商事習慣調查報告錄》，它從法理上分析，指出田面權與永佃權“相異之點有二”。
其一是永佃權有存續期間的限制，而田面權沒有存續期間的限制，如果田底業主不把田面權“一併收買”，則田面權將永遠存在;其二是永佃權人使用土地只能從事耕種或畜牧，但是田面權人使用土地，可以耕種、畜牧，也可以用於“造屋置墳”、“掘坑燒窯”，田底權人不得過問。
該調查報告援引《民律草案》關於永佃權的規定——永佃權的存續期間為二十年以上、五十年以下;永佃權人只能利用他人土地耕作、畜牧——與上述田面權的習慣格格不入。
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幾十年中，學者們之所以迴避田面權是產權(所有權)這一事實，是被預設的某種觀念所束縛既然田面權大多在佃農手中，只能說成是使用權(永佃權)，否則地主與佃農的階級關係豈不混淆!其實學術研究需尊重事實，不必有所忌諱。
只要解釋清楚，人們是能夠理解的。
對江南地區田面權的由來稍加考察，就可以知道，它主要是兩種一種是農民出賣田地時，為了儲存經營權，只賣田底，不賣田面，雖然成了田底業主(地主)的佃戶，但自身仍是田面業主;另一種是農民為了得到土地，用高價從地主手中買得田面，其價格往往高於田底價。
在這種情況下，田面權成為一種產權(所有權)，便不足為奇了。
像是日本滿鐵在20世紀30年代末關於松江縣的抽樣調查表明，有田面權的達137件，沒有田面權的僅9件，田面與田底的分離十分普遍。
田面買賣與田底買賣大體相似。
1950年松江新農鄉的調查報告也指出，該鄉大部分土地有“田面權”與“田底權”之分;田面權可以自由出租、出典或買賣;張家村的村民擁有田面權的土地佔佃人田的98。
這種情況是江南以外的其他地區所沒有的。
之所以會出現大量的田面權與田底權的分離，與這一地區市鎮經濟繁榮，工商業發達，城居地主較多，地權高度分散，有著密切的關係。
在農業集約化的上海周邊地區，城居地主大多經營工商業，無暇經營田產;而佃農(包括佃中農、佃富農)多致力於獲取田面權，使自己可以較為穩定的經營土地，增加對土地的投入，對農業經濟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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