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個地主，平均每戶出租土地37畝，這些地主中，54戶在上海市，49戶在松江縣城，62戶在泗涇鎮，都屬於“城居地主”。
1950年對南匯、川沙、上海三縣各階層土地佔有狀況的調查表明，地主所有土地的比率，比嘉定、松江地區更低南匯13，，川沙14，，上海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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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個縣地主所有土地的比率都不超過20，大大低於中農所有土地的比率，而且也低於貧農所有土地的比率。
這三個縣地主所有土地的絕對數也很低，每戶平均低於50畝，分別是南匯地主戶均3215畝，川沙地主戶均4463畝，上海地主戶均3225畝。
這種令人驚訝的事實，恐怕是大大出於一般人的意料的。
因為長期以來我們已經接受了一個權威的論斷“大量土地集中在地主階級手中，廣大農民，只有少量土地或沒有土地”。
然而，由於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情況是複雜的，不可一概而論。
在工商業高度發達的蘇南地區，就不是如此。
但20世紀50年代初，一些學者鑑於蘇南的特殊性，提出“蘇南無封建”的看法，結果遭到嚴厲的批判。
其實作為一個學術問題，“蘇南無封建”是可以探討的，不必一棍子打死。
如果把這種現象與江南市鎮的早期工業化聯絡起來，並且進一步把它與上海等大城市的近代化聯絡起來，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基於同樣的背景，隨著地權的分散化趨勢，江南市鎮四鄉普遍出現田面權與田底權分離的現象，也就是說，在同一塊土地上，形成兩個所有權——田面權與田底權，以及兩個所有權人——田面業主與田底業主。
這種現象被當時人稱為“一田二主”。
最為典型的史料就是光緒《周莊鎮志》卷四風俗中的一段話
“俗有田底、田面之稱，田面者佃農之所有，田主只有田底而已。蓋與佃農各有其半，故田主雖易，而佃農不易;佃農或易，而田主亦不易。有時購田建公署，架民屋，而田價必田主與佃農兩議而瓜分之，至少亦十分之四也。”
《周莊鎮志》的編者陶煦先生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他敏銳而精確地把田面權與田底權分離後形成的“一田二主”的本質揭示出來，實屬難能可貴。
因為直至今日，一些學者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還沒有達到陶煦的水平，不承認有“一田二主”的存在，不承認田面權是一種所有權，武斷的下結論“田面權就是永佃權”。
這種看法，由來已久，也事出有因。
在許多學者看來，田面權與永佃權是既有聯絡又有區別的兩個概念，是兩種不同的物權，簡單地說，前者是所有權，後者是使用權。
從陶煦的話中可以知道，當一塊耕地被徵用於建造公署民屋時，它的田價必須由田底業主(田主)與田面業主(佃農)均分，不能由田底業主(田主)一人獨吞。
所謂“兩議而瓜分之”，就是田底業主與田面業主各佔50，，最低限度田面業主也要佔40，，也就是說，田面的價格與田底的價格相差無幾。
如果“田面權就是永佃權”，永佃權人可以獲得50，至40，的地價，豈非咄咄怪事!
田面權是一種所有權，田面具有獨立的價格，被民國時期的調查所進一步證實。
1918年關於江～蘇～省物權習慣的調查報告，其中一則為“一田畝上設定兩個所有權”，說得很透徹“查江蘇佃戶租種田畝，有肥土之稱，又呼為田面，即佃戶於業主田畝上有相當之地價，不啻一田畝而設定兩個所有權人於其上”。
你看，明白無誤的寫著“一田畝設定兩個所有權人於其上”，即田底所有權人與田面所有權人，也就是“一田二主”。如果“田面權就是永佃權”，就無法解釋該調查報告所揭示的現象。
這也證明了陶煦的論斷在蘇南是有普遍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