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澤鎮附近的黃溪市，絲織機坊“僱人織挽”，閒時解僱，忙時僱傭，因此有了如同其他商品市場一樣的勞動力市場。
等待僱傭的工人，每天清晨聚集於固定的地點——長春橋、泰安橋的橋堍，等待僱主召喚。
道光《黃溪志》卷一風俗說“以待人僱織，名目‘走橋’，又曰‘找做’”。
這些等待僱傭的工人都有一技之長，在絲綢生意興隆時，老闆為了籠絡工人，往往百般遷就“每逢節候，餚饌必更豐焉”，工人“或食無兼味，輒去而他適”。
一到生意清淡季節，老闆便辭退工人，這些工人因“無人僱織”，往往淪為乞丐，“沿途求乞以為常”。
這些工人顯然是早期的無產者，而那些僱主則是早期的資產者。
另一個絲綢生產與交易中心濮院鎮的情況也是如此。
每天都有大批工人聚集在勞動力市場——太平橋頭的太平巷，等待僱傭。
這些人都有一技之長，嘉慶《濮院瑣志》卷一機杼說，這些工人或“人兼數事”，或“專習一業”，“衣於是，食於是，盡其力而終身”，是終身的僱傭工人。
關於勞動力市場，該書寫道“織工、曳工或遇無主，每早各向通衢分立，織工立於左，曳工立於右。來僱者一目瞭然，謂之‘巷上’”。
嘉慶《濮川所聞記》卷二坊巷夜寫道“太平巷，本福善寺，西出正道。闔鎮織工、曳工，每晨集此以待僱”。
棉布業市鎮也有數量可觀的僱傭工人群體。
與朱涇鎮齊名的楓涇鎮就是一個典型，光緒《楓涇小志》卷十拾遺引吳遇坤《天咫錄》“康熙中，裡中多佈局，局中多僱染匠、砑匠，皆江寧人，往來成群”。染坊、踹坊僱傭的染匠、砑匠數量巨大，以致“往來成群”，經常與鎮民發生衝突。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終於釀成一樁大案。
該書寫道“(染匠、砑匠)擾害閭里，民受其累，積憤不可遏，糾眾斂巨資，閉里門、水柵，設計憤殺數百人??後死者家屬數百人，各以白布縛首，持械復仇”。
你看，被鎮民“設計憤殺”的染匠、砑匠竟有數百人之多，家屬數百人上街復仇，可見楓涇鎮僱傭工人群體決不是一個小數目，光死者就有數百人，可以推測全部僱傭工人必定是它的數倍，可能有幾千人也未可知。
江南市鎮作為一個工商業中心，其人口結構不同於鄉村，號稱“工賈雜處”，即以工商業為主，各行各業各色人等雜處之地。
在市鎮上，最有勢力的是那些牙行——花行(棉花牙行)、布行、絲行、綢行、米行等，以及仰食於牙行的領投業(領頭業，中介掮客)，腳行腳伕(搬運業)，還有從事打行(打降)、白賴(白拉)的市井流氓。
其次就是沿著大街小巷開設的數以百計的各行各業的店鋪，他們與牙行一起形成由老闆與夥計組成的商人群體，即所謂坐賈。
此外還有行商，即從全國各地來此販買絲綢、棉布、糧食等商品的客商，以及由他們組成的商幫與會館聚集起來的商人群體。
再次是各種作坊——機坊、煉坊、染坊、踹坊以及其他手工業作坊，由作坊主與僱工構成的工人群體。
當然也有聚居於此計程車大夫，以及市鎮周邊的亦工亦農的農業人口。
市鎮人口結構的最大特點，就是工商業人口比重的增大。
例如濮院鎮，幾乎全鎮居民都從事絲織業，工商業人口占有絕對優勢。
乾隆時人楊樹本在《濮院瑣志》卷一機杼中說“他邑之織多散居，濮院之織聚一鎮，比戶織作”。
所謂“比戶織作”，就是家家戶戶都在從事絲織業。
這可以從沈廷瑞《東畲雜記》得到印證“(濮院鎮)機戶自鎮及鄉，北至陡門，東至泰石橋，南至清泰橋，西至永新巷，皆務於織”。
你看，全鎮從東到西，從南到北，都在從事絲織業，務工人數之多，可想而知。
至於商業，鎮上牙行有綢行、絲行、桑葉行、菸葉行、六陳行(糧食牙行)、麻皮行等。
還有各種商店，據民國時期的統計，洋廣雜貨2家，水果行2家，米行2家，黃麻號2家，醬園1家，繭廠1家，小米店7家，茶館15家，酒店6家，川醬店3家，飯店8家，鐵店3家，糖果店3家，以及棺材店、旅館、醃臘店等，從業人員應該不是一個小數目。
如果加上加工絲綢的煉坊、染坊、踹坊，按《濮川所聞記》所說“每坊佣者數十人”的標準來推算，僱工人數不是一個小數目。
盛澤鎮的情況就更加明顯了。
前面已經提及，盛澤鎮上受僱於機坊、煉坊、染坊、踹坊的工人達到幾千人之多。
這是工業人口，那麼商業人口有多少呢?商業人口業也不在少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