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1946年的統計，全鎮商店五六百家，他們是棉布業25家，南北貨業21家，絲商業62家，新藥商業12家，酒醬商業34家，米糧商業44家，綢布新衣商業10家，百貨商業15家，鮮肉商業20家，醃臘商業18家，面飯菜館商業38家，國藥商業13家，旅館商業15家，茶葉商業7家，桐油瓷席商業16家，煙紙蠟燭商業51家，綢商業89家，綢領業68家，肥料商業21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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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五六百家商業字號的店主與夥計加在一起，說它數以千計，肯定不是誇張。
因此，工商業人口在全鎮總人口中佔據大多數，是不成的。
由於明清的地方誌缺少關於人口統計數字，尤其是關於人口的職業分佈的統計數字，難以量化分析。
嘉慶《珠裡小志》似乎是個例外，在它的卷二戶口一欄，有朱家角鎮人口分類統計，除了戶數(1502戶)、口數(5937口)以外，把人口分成男口、女口、幼童口、幼女口、店夥口、僱工口、奴僕口、婢女口、僧口、道士口、女尼口等。
其中店夥口267，僱工口99，是最值得注意的，表明在這個鎮上，工商業人口中最底層的人數有366人。
可惜的是，它沒有統計開設牙行、店鋪、作坊的人口數，以及從事棉紡織業的人口數，因此仍然無法估計工商業人口的比重。
我們不得不尋求民國時期的人口統計數字，來彌補這一缺陷。
日本滿鐵上海事務調查室關於嘉定縣各市鎮的人口分類統計，大致可以窺見清代市鎮的人口構成。
儘管當時嘉定縣盛極一時的棉紡織業(土布業)已經衰落，但是號稱“銀南翔”的嘉定縣最大的工商業中心南翔鎮，農業人口明顯少於工業人口，更少於商業人口。
該鎮農業人口838，工業人口957，商業人口1126，工商業人口共計2101，是農業人口的2.5倍。
又如，吳江縣的震澤鎮，據《江～蘇～省～吳～江～縣震澤鎮經濟概況》提供的資料，該鎮四鄉“修絲為業者不下五千戶”，即使以每戶一人計，也有5000人之多，鎮東北柵“有絲車460座，工人1300人”。
據新編《吳江縣誌》記載，鎮上純商業單位331家，從業人員1146人;飲食業99家，從業人員196人;服務業45家，從業人員121人，商業人口合計1463人。
震澤鎮的工商業人口大大超過農業人口，是毫無疑問的。
與此相關聯的是以市鎮為中心體現出來的鄉村的城市化，即介於縣城與鄉村之間的小城市的形成。
明清時期這一地區的大鎮，人口都在萬戶以上，例如南潯鎮、烏青鎮、盛澤鎮、羅店鎮、雙林鎮、濮院鎮等。
當時這些市鎮，實際上已經具備縣城乃至府城的規模，正如康熙《烏青》卷一疆域、乾隆《烏青鎮志》卷二形勢所說“名為鎮而實具郡邑城郭之勢”。
一些中小型市鎮也有數千戶人家，而且商賈輻輳，富庶繁華，迥然區別於鄉村，成為新興的小城市。
這是特色的城市化模式。<an)和趙岡的揭示了這點英國及日本的城市人口集中於大中型城市，在英國占城市人口的74，在日本占城市人口的71。
而中國則不然，不足一半的人口是在大中型城市中，其餘都散居於小城市及市鎮中。
中國的7100個小型城市，大部分是市鎮。
還有就是江南市鎮的外部變革像是地權的分散化趨勢，田面權與田底權的分離。
要知道隨著江南市鎮的早期工業化，在江南市鎮的四鄉，出現了土地所有權的分散化趨勢。
這種現象在道光、咸豐以後更加明朗化。
例如曹幸穗的論文《論舊中國蘇南土地佔有關係的演變及其推動力》，論述了這一點。
他指出，隨著近代化的步伐，新興工商業城鎮的發展，使得“鄉居地主”向“城居地主”轉化，離鄉地主攜帶著從土地上積累起來的財富進入城鎮，把土地資本轉化為工商業資本。
與工商業利潤比較，出租土地所得的地租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最富有者對購買土地已不感興趣，地權的分散化趨勢就成為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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