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而喻，這種暢銷海外的中國棉布，主要來自江南市鎮。
因此嚴中平指出，大量江南棉布進入海外遠端貿易，甚至18至19世紀間遠銷英國等海外市場。
而全漢升則說得更加明確“早在十八世紀三十年代，英國東印度公司已經開始購運‘南京棉布’(nankeen)。
南京為清代江蘇省治，兩江總督駐在那裡，可以說是江蘇的代表，故外人稱江蘇出產的棉布為南京棉布。
可在鴉片戰爭後不久，一個在上海附近考察的英國植物學者說‘在上海附近種植的棉花名曰南京棉花，用它紡織成的棉布，叫做南京棉布’”。<oe和r(fortune的論著，揭示了西方人心目中十分流行的概念“南京棉布”(nankeen)，實際上就是南京這個地名的英譯。
它充分表明，遠銷海外的中國棉布主要是江蘇生產的。
當然，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既然“南京棉布”的定義是“上海附近種植的棉花”紡織成的棉布，那麼與其叫做南京棉布，不如叫做上海棉布，或松江棉布，更為確切。事實上明清兩代松江棉布無論在數量與質量上都遙遙領先於其他地區，並且暢銷於海內外，號稱“衣被天下”是名副其實的。
到了1786—1833年的48年中，英國、法國、荷蘭、瑞典、丹麥、西班牙、義大利等國商船從廣州購買的“南京棉布”，共計4400餘萬匹。
各國商船從廣州購買的“南京棉布”最多的一年是1819年，共達330萬匹，價值170餘萬銀圓。
1817，1833年的17年中，各國商船從廣州購買的“南京棉布”共計1900餘萬匹，平均每年110餘萬匹，價值達78萬銀圓左右。
而1804，1829年的25年中，美國商船從廣州購買“南京棉布”330餘萬匹，平均每年120餘萬匹。
美國商船從廣州購買的“南京棉布”，大部分運回本國，小部分運往歐洲、西印度群島、南美洲、馬尼拉及夏威夷等地。
在美國機械化棉紡織業大規模發展之前，那裡的消費者也是“南京棉布”的好主顧。
中國的這種全球化貿易，使大量生絲、絲綢、棉布流向各國，由於海外各國始終處在結構性貿易逆差之中，導致白銀貨幣源源不斷流入中國。
據弗蘭克研究，美洲在17世紀和18世紀分別生產了噸和噸白銀，各有噸和噸運到歐洲，兩個世紀合計噸。
在歐洲獲得的白銀中，大約一半(噸)又轉手到亞洲，其中17世紀為噸，18世紀為噸。
這些白銀最終主要流入中國。
另外，有3000噸到噸，甚至高達噸白銀是從美洲直接透過太平洋運到亞洲，而這些白銀的大多數也最終流入中國。
此外，日本至少生產了9000噸白銀，也被中國吸收。
因此，在1800年以前的兩個半世紀裡，中國從歐洲和日本獲得了將近噸白銀，透過馬尼拉獲得噸甚至更多的白銀。
這些加起來，中國獲得了大約噸白銀，大概佔世界有記錄的白銀產量的一半。
也許人們對這些資料有所懷疑，但是要說明的是，在沒有新的資料出來取代它以前，我們可以由此得出結論這無論如何是中國早期工業化和全球化貿易所創造的一個奇蹟。
除了這些以外，就是江南市鎮的內部變革了，像是僱傭工人群體、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工商業人口比重的增大。
所以從上述中，我們已經可以察覺到，早期化給江南市鎮帶來了有別於傳統的變革。
這種變革從內部來看，主要表現在僱傭工人群體、勞動力市場的形成，以及工商業人口比重的增大。
江南市鎮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工商業中心，隨著早期工業化的，市鎮上各種作坊林立，機坊、煉坊、染坊、踹坊都需要大量有一技之長的僱傭工人，於是勞動力市場應運而生。
乾隆《吳江縣誌》卷下風俗，談及綾綢業的發展時，回顧道明代成化、弘治(1465，1505年)以後，“土人(引者按指吳江本地人)亦有精其業者，相沿成俗。
於是，盛澤、黃溪四五十里間，居民盡逐綾綢之利，有力者僱人織挽。”
盛澤鎮上機坊老闆僱傭的“佣織”，有機工(操作織機的工人)、曳花(在提花織機的高架上“提花”的工人)等，人數多達幾千人。
乾隆《盛湖志》卷下風俗稱“中元夜，四鄉佣織多人及俗稱曳花者約數千人，彙集東廟升明橋，賭唱山歌，編成新調，喧闐達旦”。
除了受僱於機坊的機工、曳花數千人，還有加工絲綢的煉坊、染坊、踹坊的工人，人數有多少呢?
據沈雲《盛湖雜錄》說，清末時“凡煉綢之坊十餘，染坊三十餘，踹軸等坊亦如之，業此者近千人”。
盛澤鎮(包括四鄉)鼎盛時期擁有人家萬戶，其中機工、曳花有數千人，煉坊、染坊、踹坊等的僱傭工人又有近千人，幾乎可以說至少有一半人家以此為生，盛澤鎮有一個龐大的僱傭工人群體，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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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大的僱傭工人群體，構成了勞動力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