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除了這些以外，還有其他資料也證明了這一變革，例如
——“初，盛澤紡綢，乃是農家副業，無所謂工廠，農家織綢，賣於綢莊，為該地農家經濟之主要收入，農田收穫，反漠視之”。
“盛澤所有絲綢產品全為農村工業??盛澤四鄉農民，重織輕耕”。
你看，這兩則資料明白無誤地顯示，暢銷於海內外的盛澤絲綢，並非工廠生產的，而是農民家庭生產的，而且明確指出，這就是“農村工業”。
由於農村工業的發達，農民對農業十分漠視，所謂“重織輕耕”，就是重視工業，輕視農業。
看到歷史上的這種情景，令人聯想到20世紀80年代“蘇南模式”之下，蘇南農民大多進入鄉鎮務工，農田僱傭外地農民耕種的那一幕。兩者之間相隔幾百年，卻何其相似乃爾!
其次，在歐洲工業革命之前，同樣是鄉村手工業的早期工業化，中國江南的絲綢業的工藝水平領先於歐洲。
據嚴中平《絲綢流向菲律賓，白銀流向中國》的研究，16世紀下半期由菲律賓輸入美洲的中國絲綢，由於價廉物美，十分暢銷，而使西班牙絲綢業在競爭中落敗，在美洲市場上幾乎絕跡。
由馬尼拉大帆船運往墨西哥阿卡普爾科港，販賣於西屬美洲的中國絲綢的利潤，最高可達成本的十倍。
中國絲綢不僅是馬尼拉和墨西哥西海岸阿卡普爾科西班牙商人的利潤來源，而且也是墨西哥一大批絲織工人的“主要謀生之道”。
據汪敬虞的研究，1679，1833年的155年中，中國生絲的出口量，從微不足道的8擔，上升到9920擔，從19世紀40年代中期起，每年的出口量經常在5萬擔以上;90年代初，中國生絲出口量突破10萬擔。
原因就在於，中國江南生產的生絲工藝精良。
他指出“在鴉片戰爭前，中國生絲在國際市場上，曾經居於領先地位，這是舉世公認的”。
而這些生絲，主要來自江南的太湖流域的絲綢業市鎮，如南潯鎮、震澤鎮等地，在國際市場上稱為“湖絲”或“輯裡絲”。
“湖絲”、“輯裡絲”以及用它們織成的絲綢，以其工藝精良，暢銷全世界，透過“絲一銀”對流，大量白銀貨幣流入中國。
據全漢升的研究，1571，1821年間，從美洲運往馬尼拉的白銀共計4億西元(比索)，其中二分之一或更多一點，流入中國。
國際市場的鉅額需求，刺激了江南絲綢業市鎮的早期工業化進一步發展。
全漢升《略論新航路發現後的海上絲綢之路》說得好“中國絲綢工業具有長期的發展歷史，技術比較進步，成本比較低廉，產量比較豐富，所以中國產品能夠遠渡太平洋，在西屬美洲市場上大量廉價出售，連原來獨霸該地市場的西班牙絲織品也大受威脅。
由此可知，在近代西方工業化成功以前，就中國工業的發展使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強大競爭力來說，顯然有過一頁光榮的歷史。
中國蠶絲生產普遍於各地，江蘇和浙江之間的太湖區域最為重要??海外市場對中國絲綢需求量非常大，因而刺激這個地區蠶絲生產事業的發展，使人民就業機會與貨幣所得大量增加，當然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再次，棉布業市鎮也是如此。從松江府上海縣烏泥涇鎮起步的棉花種植與棉紡織業，導致松江府及其周邊地區的早期工業化，使農業經濟與農家經營發生了革命性變革。
一方面，棉花種植超過了傳統的稻米種植，即所謂棉作壓倒稻作。
明末清初太倉人吳偉業《木棉吟序》說“嘉定、太倉、上海境俱三分宜稻，七分宜木棉”。
康熙《嘉定縣誌》卷一風俗說，嘉定一帶甚至達到了“棉九稻一”，乃至專種棉花不種稻米的程度。
另一方面，棉花種植以及對棉花的深加工——紡紗織布，為農家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成為農家的主要經濟來源——萬曆《上海縣誌》卷一風俗說“其衣食全賴此”。
也就是說，原先的副業一變而為主業，與絲綢業市鎮一樣，工業成為主業，農業成為副業。
無怪乎美國學者黃宗智要把這種變革稱為“棉花革命”。
松江因而成為全國的優質棉布生產中心，號稱“衣被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