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結論是1850年以前的三個世紀中，江南工業的發展，使得工業在江南經濟中所佔的比重日益提高。
到了19世紀初，在江南大部分地區，工業的地位已與農業不相上下，在經濟發達的江南東部，甚至可能已經超過農業。
用西歐的標準來衡量，此時江南農村可能已經“過度工業化”了。
因此許多學者認為，李伯重的研究看似標新立異，其實是有著比較嚴謹的歷史解讀的。
下面我們可以看一下那時候的江南市鎮到底有哪些“早期工業化”。
先帶大家瞭解一下，在2000年時，美國學者彭慕蘭(kenhpoeranz)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大分流歐洲、中國及世界經濟的發展》，把中國的江南與歐洲的英格蘭加以比較，得到的結論是，在18世紀後期以前，亦即歐洲工業革命以前，中國(江南)並不比歐洲(英格蘭)落後。
對此不少學者持有異議，但從他對早期工業化的比較研究看來，至少是頗具啟發意義的。
彭慕蘭在書中，把早期工業化叫做“原始工業化”，他的定義是為市場而不是為家庭的手工製造業。
比較的結果1750年歐亞大陸許多地區，農業、商業和原始工業，存在令人吃驚的相似之處。
1750年長江下游人均生產的棉布，與1800年英國一樣多。
在該書的中文版序言中，他對題目“大分”(greatdivergence，黃宗智譯作“大分岔”)，作了解釋，說明他寫此書的目的，是把中國與歐洲比較，把江南與英格蘭比較，尋找一個時間節點，兩者何時分道揚鑣，一個走向落後，一個走向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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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是，歐洲的工業革命是“大分流”的時間節點，在此之前並不存在“大分流”的現象。
這種觀點，與先前流行的論斷——明代以後中國已經落後於西方，大相徑庭。
其實在彭慕蘭之前，西方學者早就發表過類似的論點。
歷史學家弗蘭克(andregunderfrank)指出，1500，1800年的世界經濟中心不在歐洲，而在亞洲特別是中國，無論從經濟分量看，還是從生產技術、生產力看，或者從人均消費看，歐洲都談不上稱霸。
“外國人，包括歐洲人，為了與中國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國人支付白銀，這也確實表現為商業上的‘納貢’”。
“中國憑藉著在絲綢、瓷器等方面無與匹敵的製造業和出口，與任何國家進行貿易都是順差”。<addison)更加言之鑿鑿，甚至列舉了gdp的資料。
他說，在歐洲工業革命完成以前，中國和歐洲(不包括前蘇聯地區)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1700年，中國和歐洲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在世界gdp中所佔比重，分別為23(1，(中國)、23(3，(歐洲)。
1820年則分別為33(4，(中國)、26(6，(歐洲)。
1700，1820年間gdp增長率，中國為0(85，，歐洲為0(65）。
當然，對於這種說法，人們當然可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作為學術值得進一步探討。
根據筆者對江南市鎮的長期研究來看，江南市鎮的早期工業化，尤其是在絲織業、棉織業所達到的水平，是領先於工業革命前的歐洲(包括英國)的。
首先，江南絲綢業市鎮及其四鄉，從明中葉以來，逐漸把養蠶繅絲以及絲織業作為主業，作為家庭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
像是明中葉謝肇淛在《西吳枝乘》中說，蠶桑之事“湖人(引者按指湖州人)尤以為先務，其生計所資，視田幾過之”。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清代。
沈廷瑞《東畲雜記》關於濮院鎮四鄉農家的經營方式，有這樣的描述“近鎮人家多業機杼，間有業田者，田事皆僱西頭人為之。西頭，謂石(門)、桐(鄉)邑界，其地人多而田少，往往佃於他處，每於春初挈眷而來，年終挈眷而去，名曰種跨腳田”。
可見，以出產“濮綢”聞名的濮院鎮，四鄉農家的經營重心已由農業轉移到蠶桑絲織業，也就是說，從農業轉移到工業(當然是鄉村工業、原始工業)，而把農田耕作看作副業，因忙於工業而無暇顧及，不得不僱傭鄰近的石門、桐鄉農民來種“跨腳田”。
這種主業與副業倒置的現象，截然不同於傳統農村，農民不再把農業作為主業，而把工業作為主業，是江南市鎮早期工業化的主要特徵，在絲綢業中心盛澤鎮同樣存在。
根據實地調查，“盛澤的紡綢業，也是農村副業的一種??不過盛澤紡綢業之為農村副業，和普通的有很大不同的地方，普通所謂副業，如其名所示，是從屬於農業的一種農暇時的職業，農民的主要收入，當然還是以農業為主。
而盛澤的情形恰恰相反，從事紡綢業的農民，固然都有土地，而大部分都是自耕農，可是對於農業並不重視。
他們的主要經濟來源是在於紡綢，這一年紡綢業如果興盛，他們竟至於讓土地去荒蕪”。
盛澤鎮的絲綢業興盛於明末清初，因此這種現象至遲在清代中葉已經形成，也正是這種現象，才支撐盛澤鎮的絲綢業中心地位歷經幾百年而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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