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後的三家分晉，田氏代齊，都是卿大夫專權而造成的。
同時，諸侯也不願重蹈王室衰微的覆轍，更不願受制於卿大夫，於是也想盡辦法加強對他們的控制。
這些辦法包括諸侯根據卿大夫的官位給以封邑，如果免去官位，同時要收回部分或全部封邑。
卿大夫致仕或因病必須離去官職，並且將邑歸還於公。
卿大夫的私屬和甲兵要歸國君指揮。
在兼併卿大夫封邑的同時，各國先後建立郡縣制，出現了“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的以軍功而不完全按血緣授官的規定。
因此，各國相繼出現了沒有世襲的、帶有僱傭關係和臣僕性質的官僚制度。
這些官僚主要來自“士”的階層。
“士”的構成非常複雜，他們低於大夫，而高於庶人，屬於低階沒落的貴族。
按制度他們享有受教育的權力，學習禮、樂、射、御、書、數六藝，憑著學習到的技能，服務於君主和卿大夫身邊，充當低階官吏，或以武藝韜略在軍隊中充當骨幹。
或行俠遠遊，求人賞識，以至為知已者死;或以文才談辯論理，教授生徒，著書立說;或以技藝從事工商方術之事。
因此，士是分佈廣泛而富有能量的一個階層。
在宗法血緣關係普遍遭到破壞，各國君王、列卿又急需有才能的人來為自己服務的時候，這些“士”便成為被爭取的物件。
君主以官、爵、祿招徠士人，卿大夫以養士來擴大勢力和提高聲譽，多者有食客3000人。
這其中自然不乏雞鳴狗盜之徒，但在激烈的競爭中，也確有一些有才能計程車脫穎而出。
在戰國時期，為各國將相，政績卓著而又立功名於當世的，諸如吳起、樂羊、商鞅、龐涓、孫臏、蘇秦、張儀、樂毅、白起、範睢、蔡澤、廉頗、藺相如、李牧、王翦、李斯等人，均先後成為君主的重要輔臣，或為名臣，或為名將，或為名震一時的策士，成為當時軍事政治舞臺的重要角色。
與此相適應，士的地位當然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當時普遍流行的“士大夫”、“國士”等稱呼，反映出士已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
包括以文武分職為標誌的官僚制度的形成和發展。
在春秋前期，列國出現了許多不同的官名，如魯、鄭、宋、晉等國有司徒、司馬、司空，有的還設有太師、右師、左師、太傅、司寇等;楚國有令尹、司馬、莫敖、司徒、司敗等。
主要的執政和政務官，統稱為卿，並有正卿、上卿、介(亞)卿的區別。
他們平時為國家的政務官，戰時為軍隊的高階長官。
在當時，這些官仍由世襲的卿大夫充當，還是世卿制。
春秋後期，列國相繼出現文武分職，在公元前547年，齊景公即位之初，崔杼策立有功為相，慶封為左相，這是最早的以“相”名官，雖然這時的相還是世襲卿大夫之職，還不能由國君自由任免，但文武分職已經開始發展起來。
回溯公元前633年，晉文公“作三軍，謀元帥”，以郤縠將中軍，狐偃將上軍，欒枝將下軍，出現將軍之名，這些將軍同時又是列卿，文武尚未分途;但到公元前403年。
三家分晉以後，在設將軍的同時，開始出現了“相”，說明文武職已經分離，“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
如此重要的職務而不讓卿大夫擔任，說明當時正在向官僚制度過渡。
戰國時期，各國國君為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逐步削弱世卿的勢力，大都採用見功與賞、因能授官的辦法委任職官，添設爵位，招徠四方賢能，逐漸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官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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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趙、魏、韓等國首先設立了作為“百官之長”的“相”，同時又相繼設立了將軍之類為武官之首，文武逐漸殊途。
由於各國情況不同，官制變化情況也不一致，楚國變化較少，秦、燕變化較晚。
由文武合一演變為文武分途，反映出國家軍事和行政的必要的分工，但其發展也必然有一個過程。
自商鞅變法以後，秦國發展較快。
公元前328年，秦惠王以縱橫家張儀為“相”，負責外交事務，但這一“相”職還不是百官之長，公元前309年，秦武王以樗裡疾、甘茂為左右丞相，但仍然將兵作戰。
以後又相繼設立了國尉和將軍，文武才逐漸分職。自秦昭王滅東周(公元前256年)以後，加快了官制建設，以三公九卿製為主體的官僚體系算是初步形成了。
文武分職使官僚制度得以迅速發展，據明代董說《七國考》和繆文遠的《訂補》?所統計，戰國時，秦存官名52種和爵20等，齊有官名33種，楚有官名98種，趙有官名58種，魏有官名32種，韓有官名19種，燕有官名19種。
當時，各國仍都有封君。值得提出的是，這些封君雖然按規定還是“世世稱孤寡”，“皆世世為侯”，但實際上真正傳世的並不多，而且大部分封君在封地內沒有統治權，又不是封土的所有者，只有衣食租稅權，實際上是官僚俸祿以外的經濟補充，與原來的世卿世祿制已經相差甚遠了。
“官分文武，王之二術也”，是君主控制臣下的重要手段。
因為文武分職，大臣權力分散，可以起到相互制約和監督的作用，有效地防範和制止大臣攬權造成的對君上大權的威脅，同時，也適應了當時政治和軍事分工的需要，使文才武略各盡其能。
這樣，既能保證君主有效地控制整個統治機器，又可使文臣武將發揮自己的特長，提高本國的威力和統治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