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結盟是在不干涉列國內政的情況下形成的，列國各有主權，但又必須服從盟主的徵調。
這樣就導致列國國君的名號除了按原來周王分封的秩序稱呼之外，還要視本國勢力的強弱而定。
例如晉就是以侯國爭為霸主，進而改稱公國的。
此時列國相互爭霸，競相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以掠奪土地為主要目的的戰爭更加頻繁，大國吞滅小國，逐漸地擺脫血緣組織的殘餘，向領土國家轉變。
這時君主的地位提高了，繼獨立於南方的楚國君主稱王以後，列國君主相繼稱王，“王”字的含義在新的集權制度下又加入了新的內容“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有了專制一方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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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列國國君名號的不斷加尊成正比，其實際權力也不斷提高。
早期的列國國君在施政過程中受到由宗親貴族所組成的卿大夫的制約。
諸如魯的三桓，鄭的七穆，齊的國氏、高氏，宋的戴、桓、莊族等，均稱為公族;齊的陳氏，鮑氏，晉的範氏、中行氏、智氏、魏氏、趙氏等異姓諸卿，亦稱為卿族。
他們左右國政，掌握實際的軍政權力，往往藉口一些小矛盾就能將國君外逐，在他們內部，又彼此各把持著一部分權力，相互傾軋和兼併，如晉國“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範，中行故地”，齊國陳、鮑伐欒、高氏，而將欒、高之室中分等等。
在兼併過程中自然會出現不同的興衰浮沉。
一些卿大夫逐漸強大，演成割據之局，如趙、魏、韓三家分晉;另一些卿大夫則衰敗沒落了，如“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
強大的卿大夫制約著君權，春秋300年間，就有36位君主被卿大夫所殺，所以，這時的君主“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就能安於其位。
然而，君主專權是發展趨勢，這種政出多門、非常不穩定的政治格局終究只能是一時的現象，因為它只能不斷地製造政變和混亂。
以官僚制度代替世卿制度，遂成為不可抗拒的潮流。
官僚制度的出現使君主的地位得到提高，權力擴大，形成“君設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詳;君操其柄，臣常其事”的集中權力於上、在君主制約下分權於臣下的局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君主專制主義理論。
還有就是“君臨之術”理論的形成和發展。
眾所周知，在春秋戰國時期，列國紛爭，社會局勢動亂，人們都希望能有一個統一的安定局面。
這在當時社會發展的條件下，只能寄希望於“聖人”的出現，因為“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蒞百官，主之常也”?。
這個所謂聖人就是能牢固掌握統治權的君主。
而當時列國各有君主，眾多君主並存是不能出現安定局面的。
於是，慎到提出“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的理論;接著管仲也提出“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的理論，打出“尊王攘夷”的旗號，幫助齊桓公爭得霸主的地位。
孔子提出“正名”，希望能按周禮恢復上下有序、貴賤有等的狀態，希望禮樂征伐能自天子出。
老子提出“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的“四大”並列理論，以尊崇唯一的君主。
墨子提出“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為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
孟子也認為“天無二日，民無二主”，荀況認為“君者，國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長久者”。
《呂氏春秋執一》則雲“王者執一，而為萬物正”，“一則治，兩則亂”。
幾乎所有的先秦諸子理論都認為應該有獨一無二的君主來統一天下，都從不同的角度呼喚集中使用權力，都要求“定於一”。
這是先秦諸子對於春秋戰國時期歷史發展程序的總結。
他們著眼的角度和論述的根據雖然各有不同，但其結論則高度的一致，即認為必須以統一代替混亂，以集權代替群雄並立，舍此難以謀求安定和繁榮。
先秦諸家的理論觀點為秦的集權統一掃平了思想認識上的障礙。
在大體上解決了是否應該集權統一之後，如何發揮君主的作用，也就是以權勢法術為中心內容的“君臨之術”，便成為理論家的議論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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