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在大體上解決了是否應該集權統一之後，如何發揮君主的作用，也就是以權勢法術為中心內容的“君臨之術”，便成為理論家的議論重點。
例如“權者，君之所獨制也”。“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弱”。
這是從理論上申明，最高的統治權力必須由君主所獨佔和完全控制運用，但凡有一分可能，絕不容許被分割。
只有權柄在握，才能實現其統治，所以“善為國者，內固其威，外重其僅”。
“勢者，王之神”。這裡所說的勢，是指決定君主能否充分支配權力的主客觀條件。
權和勢是不可分的，所以被視為相同於靈魂的“神”。
“權勢者，人主所獨守也”。因為“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
可見，君主的地位必須與一定的權勢相結合，才能名符其實地履行統治。
“法者，偏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
這說明，法是公佈於全國的普遍準則，它確定了人際社會關係，規範了人們的言論行為，同時也使統治者的意志神聖化和絕對化。
所以“道之於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是階級統治的基本內容。
“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
術與法的區別在於，術不是明文規定公佈於眾的，術是可因人因事因時而變的，是為解決某些具體矛盾而採用的策略手段。
當術與法和牴觸時，君主們便往往舍法而用術，有時，術也可能與君主公開倡導的道德準則相牴觸，這時君主們也往往摒法而用術。
因此之故，術往往被視為與一些詭狡手段有關，但作為許多君主擅長操縱的統治之術，又被視為是治國用人必不可少的法寶。
所謂“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這種隱秘幽深而又變化莫測的權木，在先秦諸子的著作中多有論述。
術與權、勢、法相結合。
構成各種權術、勢術、法術、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過程中都發揮過重要的作用，它涉及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
“明王了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所操也。”
“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所處也”。
除“六柄四位”以外，還有“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
而七術即眾端參觀，必罰明威，信賞盡能，一聽責下，疑詔詭使，挾知而問，倒言反事。
六微即權借在下，利異外借，託於似類，利害有反，參疑內爭，敵國廢置。此外還有“兼人之術”、“進良之術”、“擇將之術”、“天下之行術”等等，所有這些“術”，大都體現在“刑”和“法”兩手的交替運用當中。
“殺戮謂之刑，慶賞謂之德”，君主“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
“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眾之資也”。
“君臨之術”的整體構思為以後高度君主集權奠定了思想基礎。
2000多年來，高度中央集權的，以君主專制、人治為主軸的政治體制，大體上就是以上述六柄、四位、七術、兩手等作為駕馭國家機器、驅役全國臣民的依據和手段的，只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有不同的側重點和手法變換而已。
此外還有君主繼承製度的發展。
需要說明，在西周的時候，就已經確立了“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的王位繼承製度，但在各諸侯國還不可能很快推廣和劃一。
春秋初期還存在著“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的做法，嫡庶制度還不嚴格。
例如，在楚國，依然實行少子繼承製;秦國、吳國還沿用著兄終弟及制。
到了春秋中期，嫡長繼承製才被各國普遍接受。
各國雖然基本上採用了嫡長繼承製，但初期還不是很鞏固的。
當時，列國紛爭激烈，國與國間存在著各種錯綜複雜的關係，繼承製度亦往往受到政治形勢和國與國之間利害衝突的影響。
各國之間經常以婚姻的形式締結盟好，因此，立某國嫁來的女子所生之子為太子，往往成為爭取該國支援和援助的政治手段。
如齊桓公多子，“宋華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公子雍)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這正是因為宋國在此時國勢漸強，大有與齊國爭霸的勢頭。
又如，楚平王廢太子建，立秦女所生子珍為太子，也是因為秦國此時已經發展起來，大有進入中原爭霸之勢。
“太子無外援將不立”。有母家勢力作為後盾，太子可以投奔母家所在之國以避國內爭位之亂或敵國入侵之危;也可以借母家的勢力爭回繼承地位，收復國土。
“國有外援不可贖也，王有嫡嗣不可亂也”，這已成為當時的一種觀念。
圍繞著君主繼承權，當時各國的君主、太子、諸子、后妃、外戚、權臣、宦官等人物進行過各種謀議，權衡利害，策劃過各種權術和陰謀，製造過各種形式的宮廷兵變和政變，篡位弒君，“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