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4路與河東路經略安撫司，並非平級關係，它們均隸屬於後者，故一般仍目河東為1路。
河北地區設定安撫使，保州雲翼卒與貝州王則發動兵變是其動因。
慶曆四年八月戊戌，保州雲翼卒殺官吏據城叛，5日後，宋即任命“知制誥田況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充真定府定州路安撫使”，組織軍隊，進行圍剿。
但這次派出的安撫使屬1項臨時性的差遣，九月，兵變被鎮壓下去後，十一月，田況即調任秦州，其後任亦未見兼任安撫使。
宋朝政府不在鎮、定兩州常設安撫使，可能是出於通盤考慮，五年七月戊子，宋任命“知大名府程琳兼河北安撫使”，總領河北4路兵民之政。
從此，安撫使制度在河北確立。慶曆七年十一月，貝州士卒王則發動兵變，八年閏正月平定。
出於增加防務、鞏固封建政權的考慮，宋於是年四月辛卯，分“置河北四路安撫使，命知大名真定府、瀛定州者領之”，以“北京、澶懷衛德博濱棣州、通利保順軍合為大名府路，瀛莫雄霸恩冀滄州、永靜乾寧保定信安軍合為高陽關路，鎮邢洺相趙磁州合為真定府路，定保深邢州、北平廣信安肅順安永寧軍合為定州路”。
其中大名府路安撫使則由河北安撫使、知大名府兼任。
此後，河北安撫使時置時否，直至熙寧三年，韓琦辭免始廢。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名府所轄州軍中，有河北西路的懷、衛2州和通利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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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名府路、高陽關路並不等同於河北東路。
這可能是大名府作為北宋王朝的北大門，地位特別重要，而懷、衛2州富庶，通利軍則位於御河南端，是中原通往河北地區的交通樞紐，故將此3州軍劃歸大名府路。
因而，在河北地區，帥司路和漕司路呈現出犬牙交錯的形態。
京東地區安撫使的設定，在仁宗朝，始於慶曆二年三月。
時宋在與西夏的作戰中，屢戰屢僨，契丹乘宋之危，進行軍事訛詐，在幽州集結軍隊，聲言入侵，故宋於是月“庚午，命知青州陳執中兼京東路安撫使”。
不久，又於五月庚申，再作調整，“置京東兩路安撫使，以知青州陳執中兼青、淄、濰等州安撫使，知鄆州張觀兼鄆、齊、濮等州安撫使，併兼提舉兵馬巡檢盜賊事”。
這次設定，延至慶曆五年十一月乙未。時“以邊事寧息，盜賊衰止”，並罷兩路安撫使。
但是，事隔不久，又於七年五月壬午重新設定。
從此以後，知青州、鄆州事兼京東東、西兩路安撫使成為永制。京東兩路是如何劃分的，史未明言，但應與熙寧七年所分京東兩轉運司路在大體上是一致的。
即“以青淄濰萊登密沂徐州、淮陽軍為東路，鄆兗齊濮曹濟單州、南京為西路”。
京西安撫使的設定，據《輿地紀勝京西南路襄陽府》條所載，始於慶曆元年。
其原因史未明言，但《宋史柳植傳》多少透露了與此有關的訊息。
柳植，御史中丞，慶曆元年底出任知鄧州。
其本傳言，“先是，張海、郭邈山叛京西，攻掠縣鎮，而光化卒邵興亦率其徒作亂，逐官吏，取庫兵而去。
時植領京西安撫使，坐賊發部中不能察，降右諫議大夫、知黃州”。
可見，慶曆初期的京西安撫使的設定與張、郭、邵3人領導的起義有關，治所設在鄧州，可能事平即罷。
京西正式設定安撫使是嘉佑五年(1060年)之事，據《長編》所載，七月辛卯，“詔知許州兼京西北路安撫使、知鄧州兼京西南路安撫使，以許、陳、鄭、滑、孟、蔡、汝、潁、信陽9州軍隸北路，鄧、襄、隨、房、金、唐、均、郢、光化9州軍隸南路”。
但據《樂全集?錢公(象先)墓誌銘》的記載，象先“皇佑初，??屢請補外，得許州兼京西北路安撫使”。
則嘉佑之前京西就曾分為兩路，並置安撫使。
然有關錢象先的其它材料不能提供佐證，管見所及，亦未見他人充任，故不敢斷言。
嘉佑之制形成後，據《宋會要職官》47之12所載《哲宗正史?職官志》，知潁昌府與知鄧州例兼安撫使、兵馬巡檢。
可見京西安撫使迄於北宋末年，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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