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據《輿地紀勝隆興府》所言，“開寶九年，命知昇州楊克遜兼江南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事。時兼東、西兩路，故治不在豫章。是年，又命知洪州王明兼江南西路轉運使，故漕臺未有治所。雍熙中，楊緘為江西漕，始治焉”。
則此前東、西兩路並未截然分開，西路應受東路節制。
江南東、西路，雍熙四年併為1路。
43雍熙以後文獻惟見“江南轉運使”，不見江南東、西路，可為印證。
荊湖太平興國初，亦分為南、北兩路。
《長編》三年五月丙戍條言，“詔免荊湖南路轉運使崔憲，仍削三任，副使許奇除籍為民，奪先所賜錢五十萬”。
又《宋史李惟清傳》言，惟清，“太平興國三年，遷為荊湖北路轉運判官。五年，改左贊善大夫，充轉運副使，升正使，就改監察御史，兼總南路”。
可證。李惟清兼總南路之時，為七年九月至九年六月。44則興國末荊湖仍分兩路。
此即《長編》至道三年所謂“荊湖兩路，或通置一使”。
西川開寶六年，分峽路。太平興國元年十二月，為使兩路“鹽筴流通”，遂“命西川轉運使申文緯遙兼峽路，峽路轉運副使韓可玭兼西川路”。
二年二月，又“分西川為東、
46西兩路，各置轉運使、副使”。七年八月，“廢東川轉運使並屬西川”。
因此，在這期間，川蜀地區應分為西川、東川、峽路3個政區。此後，又復為西川、峽路。
至於廣南，太平興國時則仍開寶舊制未變。
加上太平興國三年以後依次收復漳泉、吳越、北漢所立兩浙東北路、兩浙西南路、河東路，這樣，太平興國年間，宋應有京東、京西、河北、河北南、陝西、淮南、江南東、江南西、荊湖北、荊湖南、西川、峽路、廣南、兩浙、兩浙西南、河東等16路。
這一時期，路制調整無論是透過互兼、兼總，還是合併的形式，其總的趨勢是趨向於合併成地域較大的政區。
這是由於區域內的社會經濟生活密切相關、地區財政密不可分所致。
經過這一時期的調整，宋代路制的雛形已基本形成。
其後，兩浙西南路，“雍熙二年，改福建路”。同年，荊湖併為1路。河北，“雍熙四年，分東、西路。端拱二年(989年)，並一路”。
廣南，端拱元年，分為東、西兩路。至道二年(996年)，置“廣南東、西路都轉運使”，而廣東漕兼總兩路。
同年閏七月罷。這樣，至至道三年，宋分天下為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荊湖南、荊湖北、兩浙、福建、西川、峽路、廣南東、廣南西，則十五路之制，終於形成。
不過此制的實際貫徹要晚1年多，因為直至鹹平二年(999年)三月戊辰，荊湖南、北路方始置兩使。
新制的推行是有反覆的。淳化四、五年(993年994年)間，為了提高三司的效率、杜絕舞弊現象，置三司總計使及左右計使等，依唐制分天下郡縣為10道，即河南、河東、河北、關西、劍南、淮南、江南東西、兩浙、廣南，在京東者屬左計，在京西者屬右計，但僅推行1年就“以非便罷”。
不過，此時的10道已與唐代的十道迥然不同，而更近似於至道十五路之制。
它比後者少京東、京西、荊湖南北、福建5路，這樣，河南道可能統轄京東、西兩路，而江南兩道除江南東西路外尚統轄荊湖路之大部，福建路則屬兩浙道。
10道所轄過大，於事不便，故推行不久即廢罷。但從文獻來看，淳化末，並未見關西道、劍南道、河南道及其轉運使之記載，因此頗有可疑之處。
至於《太平寰宇記》所列13道，我以為它只不過是1個地理區劃，並未行用。
試想從中唐以來所施行的即是方鎮體制下的道州縣制，宋初絕無可能割斷歷史，斷然行用唐朝前期的舊制。
宋代路制所管轄的是宋朝實際所控制的疆域，但宋初統治者絕不會就此表明他對淪陷於遼、夏諸國的漢唐故疆統治權的放棄。
宋初統治者是如此，五代統治者也是如此，因此，五代後唐長興三年重新調整十道順序，樂史太平興國年間撰寫《太平寰宇記》以13道為綱，主要表明本朝是代唐而興的正統王朝和收復漢唐故疆這樣1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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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樂史在編撰《太平寰宇記》時，也需要依據1個長期穩定行用的行政區劃來編次輿圖，而此時恰恰又是路制調整最為頻繁的時期，新制既不可用，故不得不借用舊制，在後唐確定的十道的基礎上，分劍南、江南、山南為東、西兩道，以13道為綱，編次《太平寰宇記》。
不過到了真宗以，後北宋轉運司路就有所演變了。
因為太宗末年至真宗初年，川峽地區連續發生了王小波、李順及王均為首的兩次曠日持久、聲勢浩大的起義和兵變，為了有效地發揮國家機器的職能，鹹平四年三月，距王均之亂被鎮壓僅5個月，宋王朝即吸取教訓，以“西蜀遼隔，事有緩急，難以應援”為由，遂“分川峽轉運使為益、利、梓、夔四路”。
四月，“又慮漕輓者各司其局，失均濟之義，庚申，命知益州、右諫議大夫宋太初兼川峽四路都轉運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