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開始的美國“還權於州”的“聯邦主義”改革也沒有使聯邦政府擺脫嚴重的困境。
以及中央和地方財政關係緊張。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國家普遍採取經濟手段調整中央和地方關係，形成財政制約和推動機制，用大量財政補助和撥款去影響和干預地方事務。
大筆的財政補助使中央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財政包袱，戰後美國一直維持高額財政赤字。
為減輕負擔，中央要麼將職能下放，要麼實行財政緊縮。
而對地方政府來說，中央財政補助雖佔地方財政的主要部分，但仍不能滿足地方政府職能不斷膨脹的需要，地方財政短缺。
同時，中央的財政補助，不僅破壞了地方政府的獨立性，還嚴重干擾地方預算，使中央和地方財政關係緊張，並不斷產生新的矛盾。
西方國家中央和地方關係不斷受到民族主義、宗教主義、地方主義的困擾本世紀50年代以來，由於民族、種族、語言、文化的差異和衝突，民族主義、宗教主義、地方主義有所發展，對民族國家的統一和中央權威提出挑戰。
抗議、暴力事件層出不窮。
特別是隨著雅爾塔體系的解體、冷戰的結束，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地方主義再度迭起，嚴重影響中央和地方的關係。
而西方國家中央與地方關係的發展趨勢的話。
在世紀之交之時，西方各國中央和地方所面臨的問題依然存在，危機並未根除，各國對付困難和危機的基本政策取向也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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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西方國家中央與地方關係發展的基本趨勢是。
1.集權與分權並存是西方國家中央與地方關係發展的基本趨勢。
從20世紀50年代起，西方國家現代化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是如何更為合理地配置和利用社會資源。
社會資源調配的重心從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支配調整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動力重心也移到民主和效能並舉，中央政府日益膨脹的權能有所削弱，地方政府權能有所擴大，這一發展將延續到21世紀。
但也必須看到，在現代化程序中，人類對科技論中央與地方權力關係的演變。
成果的廣泛運用和自然資源的開發，既為人類現代文明奠定了物質基礎，也惡化了人與自然的矛盾。
這需要一個社會職能全面、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以配置和利用社會資源，緩和或解決日益尖銳的人和自然的矛盾。
因此，在民主和效能面臨二難選擇中，必然會偏向中央集權。
正如英國學者所說“社會改造和現代化的根本手段是中央集權化”。
因此，集權分權並存將是21世紀西方國家中央與地方關係發展的基本趨勢。
2.擴大中央與地方合作，平衡矛盾將會是貫穿西方國家中央和地方關係的主流。
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利益將會越來越多，雙方依賴性也會越來越強。
面對這種情形，中央和地方只有進一步擴大合作，才能既緩和中央和地方的衝突，又能使地方更多地分擔中央的困難。
同時，也需看到，中央與地方矛盾將始終存在，中央政府仍面臨來自地方政府的對抗性壓力。
因此，中央政府在加強控制的同時也會更多地透過各種手段和措施來減輕這些壓力，平衡各種矛盾。
擴大合作、平衡矛盾將是“民主政府的藝術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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