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們當然不能對主、奴之爭放任自流，破壞地方秩序。
張廣泗接到呈控後，立即指示貴東道王玠、大定府知府牛天申、護威寧鎮印務大定協副將馬似龍赴威寧州調解，最後主奴雙方達成協議，土目從此不準非禮、凌虐家奴，而家奴等不得復行背主，甘結在案。
用書面形式保證家奴的權益，反映了地方官員們削弱土目力量的目的以及人道方面的考慮。
經過調解，嘯聚山箐的數百名家奴很快解散，由主人領回服役，但大化裡土目安巡如的家奴者廈、白革等卻陽奉陰違，“佔據伊主莊田，抗不遵斷。”由此引出了一場不算太大的風波。
而安巡如名疆，字巡如，其先祖原系烏撒君長所屬的扯處烏土目，其後裔包括有1949年前威寧北部山區的大官寨土目、補塊土目等。
自康熙十年(1671)正月俄凹、阿蠟等歸順以來，扯處烏土目積極順應新的形勢，效忠清朝，為朝廷東征西伐。
自雍正四年(1726)起，鄂爾泰開始在滇東北進行大規模的改土歸流，安巡如“自備鞍馬，糾集屬夷，為王師前驅”，被改土歸流戰爭的重要將領哈元生賜給“叛產”五百四十畝，昭通鎮總兵徐成貞亦授予其“為善最樂”的匾額，而黔撫陳惪榮更是對其讚賞有加。
象安巡如一樣不但沒有受到改流運動的重創，其勢力在某些方面反而有所擴張的情形並不多見，正如其墓碑碑文所稱
然以餘所睹，記改土以來，他氏子孫半多衰歇，獨公??，今方興未艾，豈非憑籍者厚歟～
有意思的是，對這樣一位恭順土目與家奴的鬥爭，官員們的態度卻頗為曖昧
然而夷目、家奴自相攜二，只宜從緩化導，不便遽加鹹懲。
看來，只要家奴的“抗不遵斷”維持在適當的限度內，官員們是可以稍加縱容的。
在控訴“叛奴”時，由於安巡如“詞涉不檢”，震怒不已的貴州總督張廣泗甚至打算將其法辦，幸得黔撫陳惪榮的解勸才使其躲過一厄。
但事態的發展要求官員採取進一步的干預，者廈、白革等糾集了幾十戶家奴，佔據了安巡如的白素寨，情形開始變得嚴重，並有進一步加劇的趨勢。
因為威寧毗鄰原來的芒部(即清代的鎮雄州)、烏蒙(即清代的昭通府)君長國，相互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威寧土目的許多家奴就是來自這兩個地方。
官員們相信，者廈等區區二十餘戶家奴，“敢於負固不服”，除了高山密箐，險阻可恃外，自以為昭通、鎮雄的“夷猓巢穴可為退步”是一個重要原因。
這一判斷並無差錯，者廈等人確實有聯絡昭通、鎮雄的企圖。
尤令官員們憂慮的是，者廈、白革的叛主行動可能會引起滇黔二省家奴的連鎖反應，導致地方“緝事無已”。
於是貴州總督張廣泗一面奏報朝廷，一面命令該管地方文武官員實行更深程度的干預，酌量派兵解散嘯聚家奴。
他特別指示，改流前地方輯捕事務原系土目自理，但現在絕不容許他們插手
現今法紀嚴明，斷不便復令各夷目逞其故智。
由於事關滇、黔兩省，所以雲南方面亦積極協助辦理此事，衝突很快平息，嘯聚家奴紛紛投首，態度強硬的者廈則在昭通落網。
威寧州叛奴事件並不是一件轟轟烈烈的大事，但它卻蘊涵著相當豐富的資訊。
主、奴之爭是在彝制崩潰、流官政權建立的背景下發生的，它折射出改土歸流后土目權勢的衰減。
官員們無疑想借此機會進一步規定、限制、削弱土目的權力，例如書面保障家奴的權益、縱容他們適當程度的背主、禁止土目參預輯捕事務等，但官員們亦非常清楚，在一塊新近納入“版圖”的地方，完全拋棄土目將難以維持社會秩序，上文對此已有所闡釋，在此再引證一段曾參預處理叛奴事件的威寧鎮總兵曾長治的奏摺
竊臣駐紮之威寧州，自改土歸流，即編立八里，納糧隸於地方官管轄。
緣夷倮數目難稽，向有土目約束，一切錢糧訟獄，俱責成土目提喚。
這樣，我們完全可以理解，當事態擴大時，張廣泗等人立即應土目之請求，出兵收捕、解散結黨之家奴。
既要打擊土目，但又不能使其完全喪失權威，官員力圖在其中尋求最佳的平衡點，這種苦心在他們關於善後事宜的奏摺中表露無遺。像是貴州按察使宋厚奏稱
臣查黔省威寧與滇省昭通、鎮雄接壤，該處猓夷最稱繁盛，半為夷目家奴。
但其中實系夷目之世僕者固多，或因佃其田土、附其管轄，久而遂成家奴者亦有……因其結黨背主，即斷令為良，不特凡有家奴之頭目、夷民心不甘服，抑且兇狡夷奴得遂其意，勢必聞風效尤，滋事無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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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仍概令為奴，其中不無亦有屈抑。
臣愚以為家奴既有不同，辦理亦當各異。
如果系實在該夷目等佃戶，或因向附管轄，遂致為奴者，即應開放為良，以免其子孫之累，且可漸分土目之勢，免致日後尾大之慮;其實在該夷目之家奴，確有證據，我固不可遽令出戶，以長刁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