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且黔撫愛必達同樣注意到(水城廳)土司久革，其子孫私稱為土目者，喜爭訟。
凡官勾攝，必先檄土目會役傳提，否則逃不赴案也。
(威寧州)夷民俱聽土目約束，地方有命盜案及徵糧等事，皆責成土目協差分辦如鄉約。
所以由此可見，黔西北原有的“勾”政權體制並未完全在原住民的心中消亡，他們中的許多人仍然認為土目就是管自己的官。
由此清王朝的流官反而缺乏權威，各種徵徭與命盜案件，只有委託土目，才能夠順利處理。
直到1949年前，許多地方的土目依然代收稅糧，甲長、保長收齊後交給土目，再由土目上交縣裡，甚至許多漢族、苗族上稅時都要先交給土目，這樣自然就給土目提供了一個吃虛額的機會，是一種很不利的現象。
像是赫章縣古達鄉的王定芳老先生稱，古達官家就是他們的政府，連打官司都要找他。
不過也有不同情況，例如雉街鄉發達村的陸開良等人則稱，據老人講，他們種的是自己的地，清朝時就直接到威寧上糧，不用繳給土目。
還有就是主奴之爭與主佃之爭，明代親履黔省的官員、文人們已經注意到土民對土目、土司的服從，並將其歸結為安氏能夠長期統治黔西北的原因。
比如嘉靖年間的進士田汝成雲安氏有貴州，千餘年矣。
豈其先世有大功德於諸蠻哉～何其詐之綿永也，羅鬼憨而戀主，與諸夷異，即暴虐不怨，其強族不得代有之，故不易姓，今雖授官給印，直名羈之，不能令也。
這是一個經典性的解釋，被明清時期計程車大夫們廣泛引用，直到乾隆初年鄂爾泰等人編修《貴州通志》時仍然持同樣的觀點。
這種見解在明代可能有其合理性，但清代黔西北的整個社會制度已發生了巨大變遷，原住民“憨而戀主”、“暴虐不怨”的鮮明形象亦隨之淡化——士大夫們帶有感性化的描述只揭示出他們順從的一面。
其實，許多家奴、佃戶已懂得怎樣利用現行的制度爭取自身利益，他們與土目之間的衝突成為一個引人矚目的現象。
需要說明，在1949年以前，黔西北地區的土目以及富有的彝人都普遍養有許多供自己役使之人，女性稱為“柏”，男性稱為“者”，在講西南官話時，稱為“丫頭”、“娃子”，漢語書面語一般統稱“家奴”。
如乾隆八年(1743)，威寧鎮總兵曾長治奏稱土目之家各蓄有家奴，以供使喚。
多者百餘戶，少者亦有數十戶不等。
家奴的族類成分包括彝、苗、漢等，其來源主要有強迫佃戶、幫工為奴;購買貧窮人家無力養活的子女為奴;收養親人亡故的孤兒寡女為奴;將欠土目之債無力償還者淪為奴;此外，丫頭、娃子所生子女世為“柏者”。
家奴住在主人家中，常年為主人服務，沒有親權(子女非己所有)與婚權(是否結婚、與誰結婚由主人決定)，主人可將其隨意買賣，甚至將家奴一家數口賣給不同的人，官方文書、檔案中稱為“拆賣”。
有的娃子成婚後，得到主人允准，另立門戶，成為“家外娃子”，彝語稱為“陸外”。
有的“陸外”非常能幹，能給主人一定身價或被主人重用，成為“半身奴”。
這種人可自由經營自己的土地，有的甚至發展到有自己的佃民和奴僕，但在土目面前他依然還是奴僕身份。
有時“半身奴”擁有的家奴成家後，又養有家奴，這樣層層蓄養，在水城等地產生了“七道娃子”的說法。
乾隆四年(1739)，在大定府威寧州，經過策劃，數百名家奴突然一起離開主家，逃匿山箐之中，歃血結盟，“踞產背主”，希冀“出戶”，獲得自由之身。
憤怒不已的土目們紛紛赴官控告，呈請提究叛奴。
官員們清楚地認識到，破天荒的叛逃行動標誌著土目權威的衰減，這正是朝廷及地方官曆年打壓、干涉的結果，貴州總督兼巡撫張廣泗對此有過精闢的分析
臣查黔省地方，苗倮環居下游一帶，盡屬苗蠻，散處山谷之中，並無酋長統率。
上游則倮夷最為繁盛，……其中頭目夷民各畜有家奴，以供驅使。
而頭目中畜家奴多者每至百餘戶，少者亦有數十戶不等。
夷俗於主僕之分甚嚴，而各土目之役使家奴，酷虐異常，迥非情理，或勒派家奴子女為陪嫁，或強奪家奴之婦為侍妾，稍不遂意，輕則拆賣全家，重則立斃情命，任意欺凌，生殺自主。
而各夷奴亦遂甘心忍受，在伊等又豈知上下之等、威冠履立名分，蓋積威所致，不敢稍有抗違。
自昭通、鎮雄等處改土設流以來，屢用兵威，官法嚴肅，各夷目等始知凜畏法紀，不敢生殺自由，肆行凌虐。
而各夷奴中之兇狡者及又唆使各戶家奴，結黨背主。
彝人實行等級婚制，主奴之間聯姻或媾合為道德、倫理所不容，甚至會遭致族人懲處，“強奪家奴之婦為侍妾”或系想當然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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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土目凌虐、拆賣奴戶以及改土歸流對土目勢力的打擊等分析卻是有相當的根據——幾乎所有當事官員都持此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