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目多安姓，大約田多而佃戶眾者，即稱土目，非官設也。
雖然官方不承認土目，但它作為一個曾經代表著權力與財富的名稱，依然深入人心，有田土的權勢者大都願意自己戴上這一頂耀眼的光環。
從前嚴格的、規範化的土目產生程式已經蕩然無存。
甚至許多並非土司後裔的權勢者同樣自稱或被他人稱作土目，愛必達的描述對此已有所暗示。
在田野調查中，赫章縣雉街彝族、苗族自治鄉發達村的陳朝龍、陳朝華先生說過，許多土目並非官府所封，而是自己“呼”的，他們家族中有一個哥子，家大財大，同村或其它村的人都說“哎呀，你也象土目一樣了。”結果人人喊他陳土目，他也就同土目差不多了。
兩位老人講的雖是民國三十年代的事情，但或許也能反映出清代的情況。
權勢者對土目這一名稱的追求以及獲得這一稱號的隨意性，導致了土目數量的擴張。
據府志，府親轄地、水城廳、平遠州、黔西州的土目數分別為48、30、11、3，共計92家，而明代這些地區僅有42位土目。
威寧州(原烏撒地區)共計57位土目，遠遠超過了明代的32位。
到了1940年代後期，黔西縣僅沙窩區便有土目8家，比道光時期全州的土目數還要多。
至於基層社會中的土目的話，因為清王朝雖然廢除了土司制度，但卻無法立刻改變黔西北地區“夷多漢少”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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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之初，除了城中數以千計的駐兵之外，廣袤的山箐中居住著人口眾多的原住民，只有城市附近寥寥落落地分佈著幾十家流民。
後來移民不斷湧入，極大改變了黔西北的人口構成狀況，但原住民的數量依然相當可觀。
道光時期的方誌編修者們的調查顯示，大定府親轄地雖然出現了眾多的漢民大寨，但各種黑夷大寨、夷民大寨、革老大寨、仲民大寨、苗民大寨、羨民大寨、蔡民大寨、裸羅大寨、六額(子)大寨、儂民大寨、僰夷大寨仍然星羅棋佈，其數量甚至超過了漢民大寨。
此外尚有少量的漢夷大寨、漢苗大寨、僰民黑夷大寨、羨民僰民大寨、漢夷苗寨、夷儂漢苗寨等，各種族類大聚居、小雜居，情況極為複雜。
《大定府志》雖然只記載了府親轄地的族類分佈狀況，但其他州縣的情形大概亦與之相似(原衛所地區除外)，而威寧州(原烏撒府)的漢文化相對落後，1954年後成為黔西北地區唯一的民族自治縣，由此推測，清代威寧州的原住民在人口中似應占有更高的比例。
複雜的族類構成無疑使官員們頭疼，在他們眼中，原住民所居之地“如鳥獸之巢穴，不可以近人”。
歷史與文化的隔膜，使得對黔西北的施政較內地猶難。
朝廷未能迅速培植起一個忠於自己的基層力量(如紳士階層)協助官府治理原住民，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只有藉助既有的勢力集團——土目。
這樣，雖然在制度與法律上土目不被承認，但官府在事實上默許了他們對基層社會的控制。曾親履黔西北的趙翼雲
貴州之水西倮人更甚，本朝初年已改流矣，而其四十八支子孫為頭目如故。
凡有徵徭，必使頭目籤派，輒頃刻集事。流官號令，不如頭目之傳呼也。
倮人見頭目，答語必跪，進食必跪，甚至捧盥水亦跪。
頭目或有事，但殺一雞，瀝血於酒，使各飲之，則生死惟命。餘在貴西，嘗訊安氏頭目爭田事。
左證皆其所屬倮人，群奉頭目所約，雖加以三木，無改語。至刑訊頭目已吐實，諸倮猶目相視不敢言，轉令頭目諭之，乃定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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