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清政府很好的利用了土司犯罪的機會，趁機將其轄區改土歸流，這是一種主要改流原因。
像是在康熙時期，龍州土司趙殿烘生活腐敗，晚上在鳳凰山頂上點燃兩盞巨型大燈“亮如白晝以為樂”，後因修建土城被太平府彈劾，全家被遷往桂林，後又被遷往江南。
雍正三年，清政府把土龍州分析為上龍巡檢司和下龍巡檢司，任命趙墉為下龍巡檢司。
而趙墉“暴斂橫行”，激起土民反抗，於雍正七年被徹底改土歸流。
雍正初年時期，南方諸省出現散札、割人髮辮等極端活動，有人到處散佈“瘟疫鬼魅”、“天下大亂”等謠言，製造恐怖，騙人錢財。
雍正七年，清軍在泗城一代搜捕號稱“盤王”的歸順人李布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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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官員搜尋不到此人，以李布翁為歸順人為由，革除歸順土知州岑佐祚並將其審問。
雍正八年，正式以“驕縱乖戾，不守官箴”的罪名將岑佐祚革職，後該土州無人承襲，請求改土歸流，設立了歸順知州。
又例如雍正十一年1733年），因其家族內鬥，土司趙康祚因犯謀殺而被強制改流，屬崇善縣管轄。
以及在明朝時，泗城岑氏土司成為廣西地區實力最為強大的土司，領地東到東蘭州界300裡，西到上林長官司界120裡，南達田州界180裡，北至貴州永寧州界1000裡，面積廣大，積累了雄厚的人力物力。
岑氏土司怙惡不悛“橫徵濫派，眾不聊生，以致殺劫為活”。
雍正五年1727年）六月，泗城土知府岑映宸擅自調兵4000駐紮於南盤江，準備進攻貴州普安州。
鄂爾泰在平定烏蒙、東川、鎮雄三大土司後，繼續南下，駐紮於貴州安龍。
岑映宸見機不利，自知犯罪難逃，攜繳印請罪，肯定免死。
鄂爾泰順勢革去岑映宸官職，改土歸流。
岑映宸的家人被安排回原籍浙江安插。
因岑映宸的祖輩曾在鎮壓三番之亂時有功於清廷，同意將岑映宸的弟弟岑映翰授予八品官，留居泗城，但是規定不準干預地方相關事宜。
泗城土司不改噁心，終被清廷改流。
至於改土歸流善後措施，籠統的說，改土歸流後的善後措施是指在革除土司後，在其原轄區為更好的實施流官制而進行的維護工作，善後工作進行的合適與否，關係到改土歸流的成敗，為防止復土、安定民生，清政府從妥善安置土官、重劃疆域、革除舊習、選派流官人才、建設民生工程五個方面對土司管理舊地進行合理善後，收到顯著效果，為穩定改土局勢、安定民生起到了積極效果。
鄂爾泰對改土的善後工作十分重視，他在奏摺中一再強調“若不籌畫萬全，相機而動，即剪除土官，亦難以善後”。
同時他也認識到善後措施的關鍵所在“善後之難，尤難於創舉”，只有把改土歸流的善後工作做好，才能真正完成流官制。
還有就是妥善的安置土官。
這也很重要，清廷在對待被改流的土司上，主要以懷柔政策為主，沒有處死過壯族土司。
除個別罪大惡極又不服從改流的土司被處以重刑，例如雲南鎮沅土官刀瀚因欺壓百姓、強佔土地被處以斬監候；貴州康佐土官薛世乾因搶劫殺戮被處以終身監禁，其餘多選擇安插辦法。
在雍正五年1727年），清廷對貴州、雲南、四川、湖廣、廣西五省被改流的土司規定，犯有“斬絞重罪者”，把其家人選擇較遠的省份進行安插，對犯“軍流罪者”，把其家人安插至鄰省，同時須接受地方官員不定期的檢查，以防其尋釁滋事。
讓土官強制遷離本土，是對其有“黨羽相助為非”的顧慮，用外省安插的方法“杜其後患”。
雍正八年1730年），清廷出臺了具體的土官安插辦法：土官的妻妾、子弟隨父母、兄弟遷移；對無子嗣或者子嗣幼小，而且沒有父母、兄弟，允許其妻妾子安插於省城，免於外遷；對因犯軍、流罪的土官，其家屬必須同土官一起遷移，但是如果在遷移之前犯罪土官身亡，則酌情同意其家屬免於外遷，安插省城。
安插於省城的土司家眷都要受到地方官吏的管束和不定期的檢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