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一朝安插土官的地方，主要有江蘇、江西、安徽、浙江、陝西、廣東、河南，其中以安徽、江蘇、江西為最多。
安插之後，便於土司生計，規定“每十名撥給官方五間，官地五十畝”。
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廷又專門釋出指諭要求：“從前雲、貴、廣西等處不法土司，除首惡懲治外，其餘人等則安插內地，給以房屋地畝，俾得存養，不致失所”，雍正帝要求地方官吏對土司給予關照“有安插土司之地方，令該督撫悉心稽查，若有從前辦理不善之處，即行更改。並飭有司等不時體察”。
保證土司的安全，以顯示“皇恩浩蕩”。
對於土司這種“厚待”，雍正主要是想讓土官能在安插之所定居下來，斷了回鄉之念，不要返回原籍再生事端。
但是仍有土司思思鄉心切欲回原鄉，雍正十年，廣西土官趙殿烘欲潛回原籍，立即被捉回安插地。
對改流土司實行異地安插是一種改流善後工作的重要手段，這個方法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一是使土司離開了世襲的勢力範圍，遠離了土官殘餘勢力，很好的遏制了土司勢力的發展。
二是在安插地，土司被迫使入鄉隨俗，接受當地官吏“照顧”，從思想觀念上慢慢被薰陶，接受了改流事實。
還有就是重劃疆域，在改土歸流後，對原土司轄區重新疆界，一方面可以瓦解土司管理根基，使土司失去對原轄區的控制力，削弱在當地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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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可以打破各省各自為政的局面，協力辦事，提高行政效率。
在改土歸流實施之前，雍正就對地方官吏關於疆域問題諄諄告誡，據《清實錄》記載：“廣西地方徭僮雜處，匪類不時竊發，逾山越嶺，難以擒緝。汛兵各守地界，不敢擅自越境。嗣後分防各弁，不論何標何汛，凡系附近處所，毋分彼此，互相應援，庶匪類不得潛藏矣”。
要求地方官吏“公同協力，不可以疆界為限而分彼此”。
雍正對土司地區官員的告誡從另一方面可以看出，當地官吏在解決土司問題時往往互相推諉，不能盡到職責，各自為政，導致行政效率的底下，甚至會與土官同流合汙，包庇罪行。
鄂爾泰在推行改土歸流時，有雍正帝的信任和放權，他積極與鄰省督撫共同協商辦理臨界事宜，同時在改流地區調整疆界，為後續經濟重振打下基礎。
雍正五年，鄂爾泰在改流廣西泗城土司時，就開始籌劃重新調整原泗城土司疆界。
泗城土司面積廣大，跨黔、桂兩省，鄂爾泰建議“劃江而理，江以南之粵，江以北屬之黔”，達到“界限井然，防守稽查，皆易為力，庶兩省之紛爭永絕矣”的目的。
同時還革除舊習陋規，清政府為了鞏固改流地區政局穩定，針對土司原轄區各種陋習舊規，頒佈一系列的文告、禁令以及規定，廢除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強迫其改變落後習俗。
因為土司轄區長期遠離中央王朝的直接統治，各大小土司在其轄區制定了各種“規章制度”，以此來實現對土民的剝削。
例如，廣西泗城土司規定土民要按時繳納“修衙門錢”，新平地區有“鞋腳錢”，等等。
這些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給土民造成了極大的生活壓力，土民背上了沉重的枷鎖，致使很多的土民因為差役繁重，紛紛把土地賤賣，甚至索性把地契送予他人。
改土歸流後，清官員認識到籠絡土民民心的重要性，把土司制定的雜稅專案統統廢除，把稅收權還於政府，極大的減輕了土民的負擔。
正是因為“輕徭薄賦”，很多土民要求收回自己的土地，極大的提高了生產積極性，算是卓有成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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