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還需要說明，清朝統治者注重興辦學校，讀書不再是土司子弟的特權。
再加上廣西教育事業十分興盛，有儒學、私學、書院、義學。
廣西在桂林設定居多，以南宋的宣城書院，及雍正、道光年間設定的秀峰書院、桂山書院、榕湖書院並稱為“桂林四大書院”。
據統計，清代在廣西壯族地區共設書院187所，培養了大量的人才，其中文進士585名、武進士57名、文舉人5075名、武舉人1104名。
這些從當地透過科舉走出的仕人，既通曉夷情又有學識，成為改土歸流之後重要的流官後備人才，為改流的順利進行和流官政權的鞏固發揮重要作用。
當然，這其中其實還有軍事原因。
因為大家也有所瞭解，西南方諸省與多國接壤，地勢險要，其中關隘多被土司佔據，而且土司各自為政，不利於加強邊疆邊地的戍守，因此出於軍事需要，鞏固邊防，需要掃除土司，清理邊關障礙，保證邊疆穩定。
像是雍正六年，鄂爾泰對瀾滄江內茶山土司、孟養土司用兵，清軍持斧開路，“於是深入千里，無險不搜”，透過這次大規模清剿土司，使江內土司全部改流。
這次改流給鄰國起到了震懾作用，景邁、寮國兩國皆來進貢，可以說達到了一石二鳥的功效。
由此，改土歸流在軍事上可以達到了穩定邊疆、鞏固國防、樹立國威的目的。
至於改土歸流的措施，怎麼說呢，簡而言之，在雍正六年至九年17281731年），雍正帝任命鄂爾泰為滇、黔、桂三省總督，主持西南地區改土歸流事宜。
鄂爾泰改流方法為“改流之法，計擒為上策，兵剿為下策，令其投獻為上策，敕令投獻為下策。”
“制苗之法，固應恩威並用”，既是用計擒為上策，以兵剿為次”，使其自動投獻為上策，勒令納土為次；既要用兵，又不專恃用兵。以武力相震懾，力爭以政治和平手段招降。
他要求調整貴、雲、川等省邊境的不合理的行政區劃，以便有統一行政權，使地方官吏相互行事。
雍正帝對此甚為贊同，令其全權辦理。
鄂爾泰首先平定貴州長寨土司叛亂，這是改土歸流第一役，設立長寨廳(今貴州長順)。
不久，又將原隸屬四川的烏蒙﹑鎮雄﹑東川三土府劃歸雲南管轄。
鄂爾泰摧毀了叛亂的烏蒙土知府祿萬鍾和鎮雄土知府隴慶侯的勢力，改設烏蒙府和鎮雄州。
雲貴改土歸流聲勢浩大，很快衝擊到廣西地區。
到了雍正五年，清廷因泗城土知府岑映宸叛逆而革去其職務，在其屬南盤江以北地區設定永豐州(今貴州貞豐布依族苗族自治縣)，劃歸貴州統轄。
與雲貴廣西接界的四川、湖南﹑湖北等省的土司，本來就靠近內地，土司勢力較弱，在形勢壓力下，紛紛交出世襲領地及土司印信，接受中央改流。
在改流過程中，根據土司受降的態度給以不同的處理。
對自動交出土司印信接受改流的土司，給予賞賜，或是給予世職，或給予現任武職。
對抗拒不服從改流的土司加以懲處，沒收其全部財產，並將其遷徙到省外，另其給田房安排生活。
使西南地區“蠻悉改流，苗亦歸化，間有叛逆，旋即平定”。
雍正一朝共革除土司220家，鄂爾泰主政西南時期佔到一半，共112家。
在清初年，廣西壯族土司實力較大的有泗城、田州、龍州、東蘭為數不多的幾個，雍正五年(1714年)，泗城土司岑映宸因叛逆被改流後，廣西沒有府一級的土司了，雍正三年1725年），龍州土司轄區被分解為上龍土巡檢司和下龍土巡檢司，後又將下龍巡檢司徹底改流。
雍正七年，東蘭土州被一分為二，東院6地被改為流官制，設流官知州，其餘6地仍按舊制，但是降級為土州同。
經過這次整體把大改小，區域性徹底改流，土司領地大為縮小，勢力被嚴重削弱，各土官也已感覺到自己統治已到末日。
而具體改流型別的話，像是有因土司犯罪而被改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