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雍正時期的密摺人員數量之重遠超前代，怎麼說呢，據統計，在康熙朝有密奏者約百餘人，而到了雍正朝，這短短的十三年中，密奏者數量達到了一千一百餘名，算是驚人擴張了。
這是因為雍正擴大了提奏人的資格範圍，具有奏密資格的官員官職大到內閣學士、布政使司，小到知府、同知。
奏摺的內容千差萬別，不勝分類，上至軍國要事，下至身邊瑣事，無一不包。
雍正曾下旨說：“不特爾閩省事情，即別省吏治、戎政以至廷臣臧否，朕之一切舉措或得或失，但有聽聞，不必待訪的確，先即密奏以聞”。
雍正把密摺人員作為自己的耳目，把觸角延伸到全國各處，皇帝特許的下級官員可以透過密摺直接向皇帝彈劾上級長官，使各級官員彼此監督，上下牽制，使各級官員都處於自己的掌控之下，中央集權達到極致。
當然，之所以如此，也是有所經濟背景的，像是在當時，舉行了很多的改革，例如耗羨歸公。
所謂的耗羨歸公是指地方官徵收錢稅時，以耗損為由，多徵錢銀，清雍正間透過定火耗以增加各級地方官薪給的重要措施。
而清承明舊制，官吏俸祿較低，官至極品俸銀不過180兩、祿米180斛，而七品知縣年俸僅45兩，州縣官員不能借以維持生活，於是有所謂耗“耗羨”，是指正稅之外無定例可循的附加稅，上級官吏也是默許州縣官在收稅時加徵銀兩。
雍正二年正式實施耗羨歸公，這項政策最早在山西推行，雍正二年七月，正式推廣至全國，將明朝時期以降的“耗羨”附加稅改製為法定正稅，並規定以制度養廉銀，起到遏制地方官吏任意攤派行為。
雍正二年1724）下旨實行耗羨歸公，同時規定各省文職官員在俸銀之外，增給養廉銀，這樣保證了底層官吏的生活費用。
各省根據本省實際情況，把每兩地丁銀明加火耗規定為數分至1錢分銀不等。
耗羨歸公後，作為政府正常稅收，統一徵收，存留藩庫，然後根據實際情況酌情給本省文職官員作為俸祿。
這一改革措施集中了徵稅權，增加了財政收入，減輕了人民的稅務負擔，增加了官吏的俸祿，對整頓吏治，淨化官場，減少貪汙起到了積極作用。
還有就是攤丁入畝，雍正帝實行攤丁入畝，將歷代相沿的賦稅徵收併入田賦徵收，這是一種新的徵稅制度，也是雍正帝在經濟上的一次重大改革。
攤丁入畝廢除人頭稅，只按地畝數進行徵稅，將各省人丁數訂為常數，把丁稅數額均攤到糧稅，以後新增的人口數不再計稅。
攤丁入畝的實行，簡化了徵稅流程，自耕農得以生存，使底層勞動者擺脫了永遠戴在自己身上的丁役枷鎖，人身自由得到解脫，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同時客觀上促進了人口的遷移，使社會經濟活動流動起來。
以及整頓國庫，要知道康熙晚年由於採取“仁政”，各級官員侵佔國家錢糧現象十分嚴重，據統計，只江蘇一省，最高拖欠國庫糧錢時達881萬兩，而康熙時期對虧空錢糧負責的官員處罰力度頗輕，對官員的違法活動不具有拘束力，加重了盜取國庫錢糧的行為，各級官員挪用公款、侵吞國家財產等違法活動日益猖獗，這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使國家財政猶如空中樓閣，岌岌可危。
到雍正執政後，警告官僚“爾等若仍如康熙年之奉行，恐朕未必能如先帝之寬仁容恕也”，後著手派人清查國庫，制定相應政策打擊各級官員侵吞國家財產行為。
據《清世宗實錄》記載，雍正在向各省負責錢糧的官員下旨時言：“各省庫項虧空，動盈千萬，是侵是挪總無完補，耗蠹公帑，視為泛常，尤為不法，宜嚴革前弊，永杜侵挪”，並且成立由其十三弟怡親王允祥負責的“會考府”，專門稽核錢糧奏請，對發現官員有侵佔國庫錢糧非法行為進行嚴厲處罰。
處罰手段也較康熙時期嚴厲的多，一旦發現有虧空錢糧官員，首先一律革職，然後追究上級官府責任，並令其限期彌補、追回欠款。
像是雍正二年八月，雍正令刑部制定更加嚴厲的處罰辦法，明確處罰標準，規定如有官吏挪用銀一萬糧以上至兩萬兩者，發配充軍，兩萬兩以上者，處斬，如在限期內追回，可免死罪。
在有效的高壓政策之下，中央部門及各省侵吞國庫現象日益減少，把康熙晚年各省欠款追繳基本完畢。
此項處罰政策一直貫穿雍正朝，據統計，雍正末年，追繳贓銀儲存在“封椿庫”的可供20餘年之用。
整頓國庫，改變了官場風氣，清理了多年的官場積弊，同時也減輕了人民負擔，積累了財政收入，再清理虧空過程中，也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穩定了雍正的執政地位。
除了這些外，還有人才儲備。
眾所周知，國家的興盛取決於對人才的使用和培養，雍正即位之後，急需一隻高素質的官吏隊伍，反覆強調“治天下惟以用人為本，其餘皆枝葉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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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用人作為行政的要務，在對人才的選擇和使用上有自己獨特的見解。
他認為官吏首先要有才能，“即府縣等員官階尚遠者，果有真知灼見，信其可任封疆大吏，亦準列於薦牘之內”。
也就是根據才能來安排官職，鼓勵官者舉薦人才，保證才盡其能。
其次要廉潔，俗話說：“能吏尋常見，公廉第一難”，雍正同樣認為：“操守清廉乃居官之本。故凡居官者，必當端其操守以為根本，乃可勉為良吏”。
他也時常提醒大吏要為政清廉，“至督撫身為大吏，尤宜廉潔率屬，倘有撫同苛刻致擾民生者，一經查出決不姑貸”。
此外，雍正更是十分看重官吏的開拓精神，要求官吏要統攬全域性，目光遠大，他評價巡撫一職時曾說：“用人雖不求備，惟至督撫須全才，萬不有所貽誤，若無包羅通省之襟懷，統馭群僚之器量，即為不稱厥職”。
也正是由於雍正的人才觀，為改革儲備了一批能吏，為推行改革打下堅實的人力基礎。
作為改土歸流的實施者鄂爾泰，正是被雍正的慧眼所選中，才成就了改土歸流這一歷史性改革。
鄂爾泰，西林覺羅氏，是滿洲鑲藍旗人，自幼攻讀四書五經，能文善武，十六歲時應童子試，次年中秀才，十九歲補廩膳生，二十歲中舉，進入仕途。
但是他的仕途並不順暢，三十七歲時，才出任內務府員外郎，其才能一直未被康熙帝所發現，四十二歲時作詩感嘆到：“攬鏡人將老，開門草未生”，覺得自己的仕途可能也就到此為止了。
但是鄂爾泰絕非等閒之輩，他剛正不阿，原則性強。
當康熙晚年各派系爭奪皇儲時，時為雍親王的胤禎欲拉攏鄂爾泰，但是鄂爾泰以：“皇子宣毓德春花，不可交結外臣”拒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