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事情給雍正留下深刻印象，在其登基後並不記恨此事，反而認為鄂爾泰是明辨大是大非之人，可以委以重任。
雍正元年1723）正月，鄂爾泰被任命為雲南鄉試副主考，同年五月，被越級提拔為江蘇布政使司，成為地方大員。
雍正對西南事宜尤為重視，雍正三年九月又晉升鄂爾泰為廣西巡撫，後改封為雲南巡撫，管理雲貴總督事，雍正四年正式授予雲貴總督，節制廣西，委以改土歸流重任，對於鄂爾泰，康熙帝曾言：“卿，朕奇臣也!此天以卿賜朕也。”
正是對於鄂爾泰的正確使用，才保證了改土歸流的順利實施，鄂爾泰也成為雍正帝三大心腹之一。
至於改土歸流的原因的話，有很多，首先是政治原因。
怎麼說呢，從1644年清軍入關到雍正帝執掌政權，在這以將近80年的時間，清政權也從襁褓中的嬰兒漸漸成長為青壯年。
清朝初年，滿族剛剛立足中原，各地反清勢力風起雲湧，清政權的執政重心放到了平剿起義軍和防止南明政權死灰復燃上，無暇顧及土司事宜。
康熙帝在位61年的勵精圖治，進一步加強皇權，於康熙十六年1677年）設立了以南書房為核心的政治制度。
據《清聖祖實錄》記載，康熙帝言：“天下大小事務，皆朕一身親理，無可旁貸。若將要務分任於人，則斷不可行”，他一方面限制滿洲貴族的權力，加強皇權，剝奪了各旗王公具有干預旗務的權力，廢除“軍功勳舊諸王”統兵征伐的傳統，削弱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政治影響力，樹立皇權權威。
此後康熙高瞻遠矚，認為“藩鎮久握重兵，勢成尾大，非國家利”，平定三番，極大鞏固了清政權的執政地位，同時起到了樹立康熙帝的威嚴，籠絡了人心，凝聚力量的作用。
於是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命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打敗鄭氏家族，一舉收復了臺灣，設立了臺灣府，加強了對臺灣的管轄權。
同時面對沙俄對我國北部邊陲的不斷侵擾，康熙對黑龍江地區的俄國據點雅克薩採取了有力的軍事行動，雅克薩之戰的勝利扞衛了東北邊疆一百五十多年的和平穩定。
對蒙古葛爾丹部，康熙採取堅決打擊的策略，親征葛爾丹，平定了準噶爾貴族叛亂，有效的維護了祖國統一、反對民族分裂，安定了祖國西北部疆域。
為有效管理西藏，康熙首先承繼順治帝冊封達賴政策，面對佔據西藏北部的準噶爾汗國軍隊，康熙於1718年至1720年康熙五十七年至康熙五十九年）間派兵入藏，擊敗準噶爾汗國軍隊。
此後，清朝又分兵駐藏，並任命官吏協助達賴班禪分理前後藏相關事務，穩定了西藏局勢，使其處於中央有效控制之下。
康熙一朝，使清政權統治進入全盛時期，這為雍正帝實施大規模的改土歸流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雍正帝開始將治理國家的注意力投入到土司盤踞的祖國西南方。
土司積弊由來已久，到雍正時期，土司制度已帶有濃厚的地方割據性質，大的土司領地比貴族公侯屬地都要多幾倍，各個土司在其勢力範圍儼然一個個的獨立王國，土司經常對中央的號令視若罔聞，中央對土司轄地失去控制權，正常的國家職能得不到發揮，極大的削弱國家的統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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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認識到處理土司問題，不能再像以前朝代那樣，“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指標不至本，大規模、有序性處理土司問題已迫在眉睫，加強中央政府對西南的絕對控制權。
還有就是經濟原因，因為土司制度代表的封建領主經濟，農奴完全依附與土司，被牢牢的束縛在土地上，而土司轄區內的一切資源均屬於土司所有並且世代承襲，土司管轄區域是封建農奴社會形式，這一經濟制度逐漸走向其衰落期，它嚴重阻礙了封建經濟的發展，被社會主流的地主經濟所不容。
地主對農民的剝削主要體現在以貨幣地租為主，這需要能夠自由買賣的土地和具有人身自由的佃農，所以代表封建地主利益的清政權需要推行改土歸流，來瓦解落後的領主經濟制度，建立新的地主經濟制度。
廣西商品經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形成一定規模，這也衝擊著封建領主經濟。
在很多州縣都出現了具有當地特色的圩市，例如平樂、梧州、貴縣、大新縣的圩市比較有名，這些圩市在當地區域有一定的知名度，並且成為當地的貨物集散中心，但是土司制度的存在，阻礙了區域間的經濟交往，影響了商品貨物的有序流通，使當地經濟停滯不前。
以及社會原因，土司與土民的矛盾日益尖銳逐漸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這個矛盾構成了是實施改土歸流的重要社會原因。
土司肆虐子民，對所屬百姓進行超經濟強制和沉重的剝削，土司所作所為令人髮指，可以“取其牛馬，奪其子女，生殺任情，土民受其魚肉，敢怒而不敢言”，在廣西，土司對土民的態度往往是“視土民若奴隸，遇事恣意誅求”，。
更有甚者捉人“割做太監”。雍正帝曾言：“向來雲貴川廣以及楚省各土司，僻在邊隅，肆為不法，擾害地方，剽奪行旅，且彼此互相仇殺，爭奪不休，而於所轄苗蠻尤復任意殘害，草菅人命，罪惡多端，不可悉數。”
土司之間為爭奪地盤而仇殺紛爭時有發生，據記載，廣西恩成土司岑欽在搶奪田州土地時，殘忍殺害土民50餘家，後岑欽聯合泗城土司岑應攻佔田州，殺戮百姓餘人，泗城與上林土司的仇殺長達數十年，使土司地區人民流離失所，損害了當地土民的財產安全，威脅著土民的人身安全。
面對土司肆意妄為，草菅人命，當地土民為了改變自己的地位，也與當地土司進行激烈的反抗鬥爭，順治五年，陀陵縣人周仲率千餘人起義，使當地土司倉皇逃亡他境，康熙六十一年，羅文剛率眾起義，殺富濟貧，致使“官吏莫敢拘捕”；到雍正初年，上林縣樊匡科、樊李王舉旗起義，沉重打擊了腐朽的土司制度，這些反抗鬥爭也使統治者認識到土官制度若不廢除，西南地區無法進行有效管理，土民難有安寧之日。
最後是文化原因，要知道實施改土歸流能夠到達“以漢化夷”的目的，這樣便於更好的控制祖國西南方各民族，維護祖國統一，雍正帝曾強調對待西南民族須“化其頑梗，期其善良”。
清代人口流動性較大，流入廣西的人口主要為一是平民，二是流放發配人員。
據記載，廣西多礦場，很多廣東人“承開報採，紛然接踵”；僅南丹一處，在雍正年間就有十萬餘人在此開採。
廣西曆來作為安置犯人的重要地區，其各府儲備糧食時多設有“軍流遣犯口糧”，慶遠府為1007石，桂林約700石。
大量外來移民湧入廣西，使當地人口分佈情況發生變化，在一些地方漢族人口成為主體，這潛移默化的改變著當地居民的思想意識，使逐漸形成忠於君主的觀念。
這種君尊臣卑的觀念，是邊疆少數民族對漢封建文化的認同，這種認同感使土司制度逐漸失去思想基礎，推動改土歸流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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