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明代統治時期，廣西的農業、畜牧業、採礦業都有了長足的進步，與內地的交流進一步加強，原部落諸族漢化程度加深，這為清代的統治積累了物質基礎和文化基礎。
到了清朝，康熙帝開創盛世局面，但是其晚年持“治天下之道，以寬為本”的政績觀，對犯法官員處罰就寬，甚至能免則免，造成吏治鬆弛，貪官汙吏橫行，屢禁不止。
雍正清醒的認識到吏治不嚴的危害，不斷重申“吏治不清，民何由安”，“朕惟國家首重吏治”，在即位後立即著手解決，陸續頒佈《諭總督》、《諭巡撫》、《諭總兵官》、《諭副將參將遊記等官》、《諭督學》等諭旨給多級官員，明晰地方官員職權範圍，不許越權、徇私枉法。
處理了一些大案，起到了警示作用。
年羹堯在康熙時期先後任四川巡撫、四川陝西總督掌管西南，以擁戴雍正帝為功，居功自傲，其本人侍寵生驕，生活奢靡，以大將軍治名高居各大臣之上，他貪汙、受賄、挪用軍餉，積累了鉅額不義之財，到雍正三年問題暴露，共獲罪95條，被處以“自裁”，由其自己結束生命。
雍正帝的舅舅隆科多，是雍正得以稱帝的首功大臣，權勢顯赫。
如令其妾出入禁門時，“車前對馬叱人避道，毫無忌憚”，十分跋扈專橫，造成了非常壞的影響。
隆科多不但徇私舞弊而且貪贓枉法，雍正帝毫不留情將其定罪處罰，於雍正三年1727）被處永遠監禁，次年死於禁所。
雍正帝對兩位身居高位的大臣依法治罪，對各級官員起到了震懾作用，對各級官員用法苛嚴，一改康熙晚期吏治頹風，使朝野上下政令通達，重振雄風。
當然，大家知道，朋黨霍亂是導致歷朝歷代政治根基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康熙晚年，同樣出現了這種局面，瞭解歷史的朋友都知道，當時諸皇子為爭奪皇位，各結黨羽，展開明爭暗鬥，皇族內部勢力錯綜複雜，危機四伏。
雍正即位後，這些皇族集團勢力並未消逝，雍正為鞏固中央集權，首先瓦解打擊了在皇位繼承人中呼聲最高的八弟允禩，及其核心成員九弟允禟、十一弟和十二弟。
對允禩革職奪爵，囚禁致死，九弟允禟被一再論罪，後虐待而死，十一弟和十二第亦被長期囚禁，隔斷與外界聯絡，再無政治作為。
這些與皇權相抗衡的集團勢力是為雍正多不容的，剷除其他政治力量，進一步鞏固了皇位，加強了中央集團。
雍正對大臣也是一再指明結黨之害，據《太宗實錄》載他在諭滿漢大臣時說：“朋黨最為惡習，明季各立門戶，互相陷害，此風至今未息”，“爾諸大臣內不無立黨營私這”，“此朋黨之習，爾諸大臣有則痛改前非，無則永以為戒”。
這些話語說明雍正對朋黨危害體會頗深，時刻提醒大臣切莫越界結黨，同時達到以儆效尤的作用。經歷過康熙晚年皇位爭奪戰的雍正，認識到傳統的嫡長子繼承製的弊端，一是嫡長子繼承製不能保證繼承者的德行與才能都，二是為爭奪皇位易結朋黨，歷史上為爭奪皇位奪嫡、篡位事件屢有發生，不僅會造成骨肉相殘、兄弟反目，更會極大消弱統治集團內部勢力。
於是雍正元年八月改嫡長子繼承製為秘密建儲，由在位的皇帝親自遴選考察諸皇子，把合適人選親筆書寫兩道密詔，一道放於清正宮“正大光明”匾後，一道隨身攜帶，在皇帝彌留之際或是駕崩之後，公佈繼承人。
採取這樣的繼承方法，杜絕了皇位繼承過程中的政局動盪和為此產生的血雨腥風，能更好的選舉出德才兼備的繼承人，保證本朝皇族的根本利益。
還有就是設立軍機處，在雍正七年(1729年)設立軍機處，初名“軍機房”，後改稱為“辦理軍機處”，軍機處的設立標誌著清代中央集權達到頂峰。
皇帝從滿、漢大學士、侍郎等官員中選取軍機大臣，作為皇帝的御前機要秘書處，只對皇帝負責，把原來屬於六部承辦的事情，改為軍機處承辦。
軍機處負責處理軍政要務，起草諭旨，輔助皇帝日常工作。
皇帝每日召見軍機大臣，共商處理軍國大事，並奉旨對各部、各地方負責官員釋出指示。
這一機構的設定，還解決了兩千多年來皇權與相權的矛盾，杜絕了相權的反客為主，使皇權不再依賴相權，皇帝得以牢牢控制著統治權，而且由於是直接傳達皇帝指令，所以軍機處的辦事效率非常高，由以往的層層機構輾轉交送變為一切均由大臣和章京通同辦理，如皇帝有諭，隨時奉詔承辦，必須當日事當日畢。
這一機構的設定，保證了政令暢通，大大提高了辦事效率。
以及密摺制，大家都知道，奏摺是君臣之間的私人通訊，密摺是提奏人將奏文寫在摺疊的白紙上，外加上特製皮匣，皮匣備有了兩份鑰匙，一份給奏摺官員，一把由皇帝保管，任何人都無法開啟，皮匣子由專人直接送達御前，由皇帝親閱。雍正帝是密摺制度的推崇者和完備者，一登基，便開始積極推行密摺制度，下諭旨：“所有皇考硃批諭旨，俱著境謹封固進呈；若抄寫、存留、隱匿、焚棄，日後發覺，斷不寬恕，定行從重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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