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這個不準確的結論，把中國歷史上以秦始皇於公元前221年始置黔中郡於臨沅(今湖南常德)的“黔”字的歷史根脈;以及隋文帝於公元582年復置黔中郡於恩思(今湖北恩施);唐高祖於公元618年置黔中都督府，以及黔中道，黔中觀察使，黔中觀察處置使，黔南節度使，黔中節度使等於彭水(烏江下游今地)的行政機構;並銜接宋朝的黔南道，宋徽宗以黔南路子公元119年始建貴州防禦使於烏江流域中段思南州城(今地)的。
近千年帝王們以“黔“字旨令開疆拓土的歷史流源全部割斷。
為此，為正本清源，貴州建省，當始建於宋徽宗以地方第一級行政機構的黔南路，一統夜郎全幅五十個各自為政的羈縻州後，以“貴州”法定區劃署名，於公元1119年始建的貴州防禦使，應定為貴州建省之始，到公元2019年，貴州建省當有九百年了。
至於到了之後的清朝時期，則取消了貴州軍政府的設立，因為雍正在這一時期採取了大規模的改土歸流政策。
當然，從貴州的實際情況分析，許多人認為廢土設流和改土歸流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改土歸流的重點不在土司地區，也不是將土官一律廢革。
貴州的改土歸流任務一是廢革有“過犯”的土司和土目。
二是調整疆界，歸併事權。
三是開闢“苗疆”，設官建制。
其重點在於將廣大“苗疆”土地賦稅和人民，直接納入封建中央王朝統治的軌道。
這具體要從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二十日說起，胤禛即皇帝位，以明年為雍正元年，頌詔天下。
在雍正統治的這13年時間裡，他勵精圖治，銳意改革，加強了封建中央王朝的高度集權統治。
即位以後，即迅速漸次剪除諸皇子，以及大臣年羹堯與隆科多勢力，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地位。
同時在處理國內的民族問題上，對於雍正元年(1723年)公開發動武裝叛亂的青海和碩特蒙古貴族羅卜贊丹津分裂割據勢力，迅速出兵平叛。
對青海地區蒙古族各部，仿內蒙古札薩克制，編旗設佐領，並規定了會盟與朝貢制度。
對喇嘛教寺院也大力進行整頓，將一度作為地方割據勢力重要支柱的喇嘛教寺院，置於政府控制之下，並對青海地區的行政建制作了重大改革。
雍正三年(1725年)改西寧衛為西寧府，命副都統達鼐為首任“辦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務大臣”(簡稱西寧辦事大臣)，管理青海事務。
從此，青海地區完全置於中央政府的直接統治下，並有利於清朝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政府的統治，和西藏地方社會秩序的安定。
此時，我國高度中央集權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版圖基本奠立，清代前期又正處於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高度強化時期，封建中央王朝集權的加強，必然要求加強包括少數民族地區在內的全國各地區的統治，這就和維護自身統治的土司勢力產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也與未曾設官建制地區的地方首領勢力產生矛盾，甚至激化。
雍正統治時期適值專制集權的巔峰，因而矛盾也就更加尖銳化了，促使雍正時期在西南廣大民族地區，實行大規模地改土歸流。
要知道土司制度是土官制度的最高階段和最後階段，是由土官走向流官的橋樑。
土司制度越是嚴密和完善，它與流官制度的差異越小，最後終究要為流官制度所取代。
清朝是土司制度極盛之時，也就是改土歸流到來之日。
雍正時期的改土歸流，是一場社會變革，有其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深刻原因。
它意味著中央集權最後戰勝地方分權，地主經濟衝破土司割據的藩籬而獲得發展，封建文化得以滲進閉塞落後的角落。
誠如魏源在《雍正西南夷改流記》所言“小變則小革，大變則大革;小革則小治，大革則大治。後笑先咷，安知非福?——一時之創夷，百世之恬熙。”
它對落後地區的迅速封建化程序，是一個有力的推動，並順應了歷史的潮流。
至於在貴州改土歸流的緣由，首先是土司制度的弊端，發展到清代康、雍之世充分暴露無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