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後，第科取士名額增加，至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取士達586人，承安二年(1197年)，高達92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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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增設女直進士科，即策論進士，這是專為女真人設立的考試科目，該科設於大定十一年(1171年)初只試策，每場一題，用女真大字，後又增試詩或論，用女直小字。
可以說恆古以來，採用少數民族文字進行科舉考試，這在我國曆史上算是一大創舉。
而本科設立後，首次考試在大定十三年(1173年)舉行，共錄取徒單鎰等27人。
所取之士全部被任命為女直字教授，充實和加強了女真族的師資隊伍，同時對女真族的文化開發亦起了重要作用。
所以，金一代名士，多由此科出身。
並且金代科舉制度考試分4級進行，即鄉試，府試、會試和殿試。
鄉試的名稱始於金，當時把縣試當鄉試，縣令為試官，及格者才能應府試。
府試原為六處舉行，後增至十處。
府試合格者才能參加在首都舉行的考試，即會試。
泰和二年(1202年)定製度，會試策論3人取一人，詞賦經義5人取一人。
會試中選才得應舉殿試，而金代初年無殿試，從天德二年(1202年)開始增設殿試科，除進士諸科外，還有律科、經童科、制舉、武舉等科目。
進士及第後，都要從基層的小官吏作起。
大定時還特規定，地方府一級少尹及中央政府的令史要從進士出身的小官中選用。
至於中高階官員京主要從進士出身的低階官吏中選拔。
如此積數十年努力，吸引了大批漢族士人透過科舉踏入金朝仕途。
使金朝的官員成分發生了很大變化。
尤其是“世宗、章宗之世，儒風丕變，庠序日盛，繇由科地位至宰輔者接踵”，從而改變了創業階段主要由無文化的軍人掌權的局面，對促進金朝政局穩定、文化的發展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綜上，金代科舉開始於太宗天會元年(1123年)，初無定期。
自天會五年後方轉入正常，三年一試。
初分南、北兩選，以詞賦、經義取士，後合併為一，設進士科和女直進士科，前者分詞賦、經義兩科目取士，後者以策論取士。
金共開科約40次，分鄉試、府試、會試、殿試4級，狀元有名可考者19人。
所取之士，多用為官吏。
可見，金初以武奪取政權，其後統治者重文重武，以文治國，政局穩定，文武雙全，國家安定，文化發展。
到了更後面的蒙元的話，大家知道，由於蒙古族統治者重武，文化層次低，所以元朝科舉制度屢興屢廢，元朝自建立至仁宗皇慶三年(1314年)最初有近半個世紀科舉停廢，從而元代成為自隋唐以來科舉取士的“低谷”時期。
官員的選拔主要依靠世襲和舉薦，由“吏入仕”幾乎成為唯一的登仕途徑。
而世襲與薦舉的官員文化水平極低，甚至有不識字者，經常鬧些笑話。
如《日聞錄》記載“國朝故事以蒙古、色目不諳政事，必以漢人佐之。官府色目居長，次設判署正官，謂其識治體，練時務也。近年以來，正官多不識字。至正年間，淮東有一路總管在任，省札行下，‘辯驗收差課程錢穀’，喚該吏，怒曰‘省札雲“便檢錢”，許多鈔在庫，如何不便檢，’錯以‘辯驗’為‘便檢’也。又一縣令修理譙樓，讀‘譙’為‘焦’;又讀‘羈管’為‘霸管’。”
由此，因為官員水平太低，自然不能適應吏治的需要。
於是太宗窩闊臺九年(1237年)八月，曾應中書令耶律楚材“用儒術選士”之請，詔中原諸路以論、經義、詞賦三科考試儒生，同時宣佈“其中選者復其賦役，令與各處長官同署公事”。
這是元朝正式建立前首次仿照科舉的辦法選拔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