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裡需要插一句，前面說到了遼朝的一些政治文化習俗，其中提到了它們的科舉考試，這其實很有意思的，可以給大家簡單科普一下，因為它們的科舉考試其實跟我們是有一些不同的。
首先，大家都知道了，在古時候，我們是儒家文化為尊嘛，向外輸出的也是儒家文化和思想。
自然，遼朝也不例外，很是受了這方面的影響。
而隨著儒家思想的地位在遼朝不斷提高和遼朝科舉制度的不斷完善，儒家文化在遼朝統治域內得到了廣泛傳播，影響日益擴大，誦經習儒已經逐漸成為那時遼朝社會生活中的時尚。
的確，儒學的發達，學校的設立，科舉的實施，不僅提高了北方遊牧社會的文化素質，更是促進了北方遊牧社會的進步，而且隨著儒家文化影響到北方遊牧社會的諸層面，北方遊牧社會與中原漢族社會之間的文化差距逐漸縮小，為民族的大融合鋪平了道路。
顯然，在這一過程中，遼朝科舉制度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要知道遼朝是以武立國，在建國之初，兵勢方張，庶事草創，“禮之用未遑”，尚未觸及科舉制度。
至太宗會同元年(938年)取得燕雲十六州之後，遼朝為了穩定統治，適應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始在南京地區署置科舉制度，以收漢族、渤海族士人，充實遼朝官僚機構。
此後，經世宗、穆宗的政治變亂，導致科舉之事設廢無常，隨宜性較強，直至景宗保寧八年(976年)“詔南京復禮部貢院”，遼朝科舉制度才逐步穩定下來。
聖宗統和六年(988年)“詔開貢舉”後，遼朝科舉制度由帶有隨宜設定的傾向走向真正意義上的制度化，由此科舉制度不斷走向完善和更加成熟，在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也愈加凸顯。
也就是說，遼代科舉是至聖宗耶律降緒統和六年(988年)，方行貢舉。
其規制“頗用唐進士法取人”，意思就是，遼代的科舉制度是大致仿照了唐代的科舉制度的。
最初每冬只放進士一二人，開泰元年(1012年)後逐漸增加取士人數，每科錄取50~70人左右，並規定契丹人不準應試。
取士人數最多時，達一百三十餘人。
進士分甲、乙兩科，最初只設鄉貢、禮部試二級。
到了重熙五年(1036年)十月，巡興宗耶律宗真在丞相張儉的建議下，以《日射三十六熊賦》、《幸燕詩》為題，試進士於廷，廷試亦成為遼之科舉制度。
舉資料記載，遼代約開貢舉56次，所取狀元可考者53人。
56次貢舉，對於一個先後存在209年的少數民族掌權的朝代而言可謂不少。
但是需要說明，在那時進士出身，真正任命為官者，卻少得可憐，可見遼統治者對科舉的真正含義還缺乏科學的研究，又因遼之契丹文難考，保留的遼代科舉資料又甚貧乏，作者菌也只查到這麼多，也就只能粗略的給大家說一下，至於具體如何的話，還是期待有更多的發現吧。
與此同時還有金代，畢竟宋遼金三個國家嘛，同一時期，算是相輔相成了，提到大哥自然少不了二哥，也的確，金代的科舉制度是在總結了遼代的科舉制度的經驗教訓後建立的。
“遼起唐季，頗用唐進士法取人，然仕於其國者，考其致身之所自，進士才十之二三耳”。
就是說，遼代雖然沿用唐朝科舉制度而行科舉，但進士出身被任命為官的，也只不過十分之二三，科舉只不過是個擺設。
“金承遼後，凡事欲軼遼世，故進士科目兼採唐宋之法而增損之，其及第出身，視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
就是說金代科舉雖採唐宋之制但能揚長避短，對進士出身者能予器重，而法亦非常嚴密。
金在開國之初，考試分詞賦進士、經義進士兩類。
詞賦進士考試、詩、策論各一道;經義進士考經義、策論各一道。
錄取名額不定，考試亦不定期。
到天會五年(1127年)，金軍佔領河北、河東之後，官吏貧缺，急需補充。
金太宗便根據遼、宋舊制的不同，下詔對南北士人各以其素習之業取士，號稱“南北選”。
至天眷元年(1138年)五月，熙宗亦下詔，命南北選各一詞賦、經義兩科進士。
天德二年(1150年)將南北選合而為一，並取消經義、策試兩科，專以詞賦取士。
到世宗完顏雍時，科舉考試得以進一步改革一是增加了時務策，海陵王時科舉不考時務策，“士人不以策論為意”，影響了人才質量，為此世宗提出“並答時務策，觀其議論，材自可見，卿等其議之”，故官員缺額較少，後罷掉南北選，每科取士不過六七十人，官吏缺員嚴重，有鑑於此，世宗便命“自今文理可採者取之，毋限於數。”
